几年前，我为一家大型金融机构设计和建立了一套监管资本模型。简而言之，监管资本模型旨在让银行、保险公司及金融体系中的其他机构评估自身风险，并计算需增加多少资本储备才能覆盖不利事件所致的损失。和其他所有模型一样，我的那个模型也包含了一大堆假设和“专家判断”，并由内外部的各级官僚负责监控。

为了那个模型，我们苦干了数月，进行了大量分析，绞尽脑汁考虑各种“如果”和“但是”。我们向高管们展示了该模型，他们笼统地夸奖了它，因为它非常复杂且包含大量数据，这使高管们感觉所有风险已确实考虑在内。

后来，一名董事将我拉到了一边。“我喜欢这个模型，”他说，“但想给你一个建议。你得确保我们的数字和其他每个人的一样。你不能离群太远。”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理解他的智慧。当你已经花费大量时间创造某物，你在情感上的投入意味着自我很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当你发现最重要的不是你的严格风险评估，而是你与同侪的距离。

但基于经验，我能看出来他是对的。他的判断是基于他的所见。

没有人真正理解复杂的事物，所以他们依赖前文所述的捷径。监管者不能盲目信任，而根据基本原则对每家公司进行评估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因此，监管者采用经验法则和基准指标来替代仔细评估，从而将自己的评估对象减少到几家“异常”机构，他们能对这几家进行深入检查。

没有哪家金融机构希望加入“异常”之列。深入检查意味着问更多的问题，那样就更可能被判断为“风险评估不充分”。而那就意味着必须持有更多的资本，进而影响股东回报。对高管及雇员而言，那就意味着薪酬和工作稳定性下降。

此外，一家机构被归入“异常”，很可能是因为它与同业相比，承担了不同的风险或购买了不同的资产。这样做也许有充足的理由。一个谨慎的人不会希望持有与其他每个人一样的资产。当市场调头向下、人人夺路而逃时，差异化策略可以有效保护你的投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这家机构陷入困境，那么它获得救助的机会将很渺茫。差异化投资策略意味着，某些问题可能不涉及整个行业，因此该机构的风险可能不是系统性风险，不会导致金融体系崩溃。这样，监管当局更可能任由其倒闭。

所以道理很简单：莫做出头鸟，要随大流。随大流就安全，特别在市况不佳时。这也许并非合理的选择，但却是明智的选择。

这里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人们原本就有很强的追随群体的倾向。其次，在做出随大流的决定后，我们非常善于说服自己：这种本质上属于服从和追随的原始欲望是有坚实理性依据的。

人们在金融市场上的行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点。我的朋友弗雷德为欧洲的一家大型机构管理一组投资。他的薪酬结构很简单：固定薪25万美元，年度奖金占固定薪的20%~28%。如果他的业绩达标，那么他拿到20%。如果他的业绩超好，那么他拿到28%。如果他试图做到超好但弄巧成拙，那么他会被炒。

你要是处于他的境地，你会怎样投资？

弗雷德做的，仅仅是将钱交给最大的几只基金打理，因为它们被认为风险最低。他还知道自己的同行大多也投资于这些基金，这让他安心。一旦出了纰漏，他总能提出这一事实：其他人个个也投资于这些基金。任何亏损都可归咎于弗雷德控制之外的某些意外事件，而不是弗雷德的管理问题。而任何盈利都可归功于弗雷德的神机妙算。

弗雷德基本上不可能拿到28%的年度奖金。他的业绩将与其同行的差不多。他选择投资的基金也面临同样的压力。那些基金大多紧盯某指数，努力确保其表现仅有限地偏离该指数。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投资管理人不能跑赢金融市场。但是，通过紧随大流，弗雷德在多数年份都能拿到20%的年度奖金，他的投资管理人能够每年收取管理费。人人都很满意，持续赚钱。弗雷德的雇主也受益于随大流。你没有因尝试新事物而产生的声誉风险，监管者和股东也不会找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