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收到一份密电，下放到江西劳动的陈云重病不起。韩先楚当即一拍桌子，顶着压力调专列把老首长接到福州。


四月里的一天下午，军区司令部机要处收到了一份从江西发来的加急密电。


电报不长，薄薄的半页纸，译出来没几个字，大意是说陈云同志病得厉害，在当地医药跟不上，人已经起不来床了。


值班参谋不敢耽搁，直接送到了司令员韩先楚的案头。


韩先楚当时正在看一幅沿海防务地图，见是江西来的密件，便放下了手里的红蓝铅笔。


他看完电报，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那两道浓眉慢慢拧在了一起，韩先楚站起来，走到窗前，背着手望着院子。


他看了一会儿，猛地转过身，手掌重重拍在桌上，茶杯盖子震得叮当响，茶水溅在了电报纸上。


“乱弹琴！”他低声说了一句。


说归说，人得马上救，韩先楚抓起桌上的电话，要通了铁路局和军区运输处。


他说话很简短，就几条：调一趟专列，车厢要软卧，要稳，走最好的线路，马上出发去南昌。


电话那头显然有些犹豫，动用专列去接一位正在“蹲点”的老同志，万一被追究起来，不是小事。


韩先楚握着听筒，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让你办你就办，其他的，不要管。”


放下电话，他又给军区医院和招待所分别打了电话，吩咐准备最好的病房和医护人员。


事情办到这里，韩先楚才坐下来，重新点了一支烟，他想起来的，是二十多年前东北战场上的事。


1946年冬天，国民党大军压境，南满根据地岌岌可危，那时候韩先楚带着纵队在南满打游击，苦得没法说。


陈云那时刚从延安到东北不久，担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在七道江会议上，有人主张撤到北满去，保存实力。


陈云听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锤定音：走不得，走了南满就完了，要在这里咬牙坚持。


韩先楚作为一线指挥员，心里最清楚那个决定的厉害关系，没有南满那块根据地拖住敌人，后来的东北战局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从那以后，韩先楚对这位老领导，一直记着这份情，这情分不是挂在嘴上的，是放在心里的。


1969年秋天，陈云到了江西，住在南昌郊区的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韩先楚听说了，专门派人前去探望。


去的人回来汇报，说老首长身体还算硬朗，每天在车间里劳动，只是吃不太惯江西的辣，晚上有时睡不好。


韩先楚听了，又托人给老首长带了些福建产的红糖、桂圆，还有托人从香港买来的治心脏病的药。


东西送到时，陈云正挽着袖子在工位上干活，听说韩先楚惦记着他，陈云放下手里的工具，只是点了点头，说：“先楚有心了。”


眼下接到这封电报，韩先楚知道，送药已经不够了，得送人。


专列在第二天凌晨悄悄开出了福州站，为了不引人注意，没有挂特别的车次，只编在一列普通列车的尾部。


车厢内部做了布置，铺了软垫，还预备了氧气袋和急救药品。一位军区医院的内科主任带着两名护士随车同行。


江西方面负责护送的几位同志已经等在那里，陈云由人搀扶着，慢慢上了车。


他脸色蜡黄，走路有些发飘，但神志还清楚，上了车，他靠在铺位上，对随行人员说：“给福州的同志添麻烦了。”


列车掉头东返，一路上尽量开得平稳，遇到道岔就提前减速，两天两夜后，专列缓缓驶入福州站。


陈云被直接送到军区温泉招待所，这里背靠鼓山，环境清幽，适合养病。


韩先楚早就安排好了，北京来的专家和福州最好的医生组成了医疗小组，每天会诊，陈云的病房设在二楼朝南的房间，推开窗能看见院子里的老榕树。


韩先楚是在陈云到福州的第三天来看望的，他没有带很多人，只带了军区卫生部部长和一个秘书。


进门时，陈云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见韩先楚进来，陈云放下报纸，想要站起来。


韩先楚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伸手按住他的肩膀：“您别动，坐着。”
陈云也就没再坚持，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坐。”


韩先楚坐下来，仔细看了看陈云的脸色，转头问医生：“情况怎么样？”
医生报告说，主要是老毛病，加上江西那边湿气重，营养不良，引起并发症，现在药已经用上去了，需要静养。


韩先楚点了点头，又对陈云说：“您就安心在这里住着，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说，缺什么，想吃什么，跟我讲。”


陈云笑了笑，说：“这里很好，比江西强多了。”


两人聊了一会儿，韩先楚说话声音大，讲到激动处还比划着手势，陈云靠在椅背上，慢慢听着，偶尔插一句。


韩先楚临走时，他回头对招待所的负责人说：“照顾好，一日三餐，要按医生的要求来。”


陈云在福州住了好几个月，这期间，韩先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来看他一次，有时带点福建的时令水果，有时就坐下来抽支烟，说说话。


陈云的身体渐渐好转，能在院子里走动了，他常常一个人在榕树下散步，步子不快，但一天比一天稳。



信源：第八章 黑云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