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1年，三藩大势已去，康熙下旨命王辅臣回京述职。王辅臣自知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为了不连累家人和部属，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康熙二十年的正月，西安城的积雪还没化干净，就在这当口，从京城来的驿马进了城。


马跑得很急，口鼻喷着白气，骑在马上的使者一身黄土，显然赶了远路，他怀里揣着黄绫子信封，那是圣旨。


消息像长了腿，不过半日，城里几个老人就嘀咕开了：怕是冲着他来的。


这个“他”，指的是王辅臣。


那天下午，王辅臣正在后衙的暖阁里喝茶，说是喝茶，其实杯里的水早就凉透，他只是端着杯子，看杯沿上那层淡淡的茶垢发呆。


听见外面通传“京里来人了”，他手顿了一下，杯子搁在桌上，瓷器碰木头，发出一声脆响。


他站起身，扯了扯身上的袍子，那是一件半旧的棉袍，袖口磨出了毛边，他低头看了看，又抚平了两下，这才迈着步子出去接旨。


院子里站了不少人，有他的亲兵，也有西安当地赶过来的官员，大家都屏着气，看王辅臣撩开衣摆跪下。


圣旨不长，宣旨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院子里的人听了个大概——皇上召他回京述职。


王辅臣叩头，双手高举过顶，接了旨，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似乎僵了一下，旁边一个副将想伸手扶，被他不动声色地挡开了。


他把圣旨握在手里，没有交给旁边的随从，而是自己捏着，转身往屋里走，背影看起来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只是脚步比来时重了些，踩在地上，一步一个脚印。


回到内室，他把圣旨搁在案上，没再看第二眼，夫人从里间掀帘子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热过的姜汤，问：“京里说什么了？”


王辅臣没回答，只是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看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不高，像是在自言自语：“去把大公子叫来，还有……把陈师爷也请过来。”


陈师爷是他的幕僚，跟了他十几年，从甘肃到陕西，鞍前马后没离开过，等人都到齐了，王辅臣已经坐在书案后面，面前摊着几张素白的宣纸。


他没提圣旨的事，只是慢条斯理地跟儿子说，城西那三十亩地契在书房第二个抽屉的檀木盒里，若日后有人追查，只管拿出来交上去。


又跟陈师爷说，东厢房箱笼里的那几套甲胄，是当初跟着先帝爷时穿过的，找个稳妥人送到乡下去，别留在城里招人眼。


他说话的时候，右手食指一直在案角轻轻敲着，那是他思考时的老习惯。


陈师爷跟了他多年，一听就明白了，眼眶当即红了，想开口说点什么，被王辅臣用眼神止住，那眼神很平静，没有往日的威严，反倒像是个交代后事的老人。


“就这样吧，天不早了，你们回。”


人散了，屋里只剩下夫人。王辅臣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放在夫人手里，布包很轻，打开一看，是一对金耳环，还是成亲那年他找人打的，这些年一直贴身带着。


夫人手抖得厉害，眼泪已经下来了，想拉住他的手，却被他轻轻推开，王辅臣站起身，替她拢了拢鬓边的头发，动作有些笨拙。


他没说安慰的话，只是指了指门外，示意她走，夫人被他半推半请地送出去，回头关门时，看见他已经背过身，正对着墙上的地图出神。


那是一幅有些年头的舆图，边角卷了边，上头还用朱笔画着圈圈。


夜色渐深，西安城起了风，吹得屋檐下的铁马叮当乱响。


王辅臣换了一身素白的中衣，自己走到里间，从柜子里翻出一根绸带，拿在手里掂了掂，又去找凳子。


他踩上去，仰着头系好绸带，手很稳，还往下拽了拽，试了试结实程度，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墙角，像另一个人跟着他。


第二天清早，仆人推门进去送洗脸水，手里的铜盆“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消息传得很快，陈师爷是第一个赶到的，进门就看见王辅臣悬在梁上，身上还穿着那身白中衣，脚尖微微下垂，脚边是踢倒的红木凳子。


陈师爷哆嗦着从案上找到一封遗书，墨迹已干，上面没有多余的话，只写了他罪当诛，惟愿朝廷开恩，保全妻儿部众。


落款处，字迹有些歪，大约是昨晚手不稳的缘故，据说那封信就压在圣旨旁边，像是专门给回京复命的人看的。


消息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后来的事，史书上只记了寥寥数笔，说他家眷终究未被牵连，部属也各自散去。


至于是皇恩浩荡，还是天子不愿再兴大狱，那就没人说得清了。


那年开春，西安城的老槐树抽了新芽，几个当年在场的老兵后来提起这事，都说王辅臣那天接旨时手稳得很，谁也没想到他会走这一步。


不过仔细想想，从他放下茶杯，抚平袖口出门的那一刻起，这个结局大约就已经定下了。


他这一生，从西北的风沙里走出来，在刀口上讨过生活，到头来用一根绸带把自己挂在了梁上，不为别的，就为了让跟着他的人能继续活下去。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回事，一个人最后那几步路，往往比前面的千军万马更能让人记住。至于后人是非功过如何评说，那都留给树梢上的麻雀去聒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