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地下党托人向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抛出四项条件，杨森沉默片刻，吐出一句：“第一条我保证做到，后三条，我一条也办不到！“
真正决定1949年11月底重庆命运的，不只是城外谁胜谁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撤退前，城里的电厂、兵工厂、码头和交通设施还能剩下多少。此时解放军已经逼近重庆，城内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川东地下党早在当年7月便把工作重点转向迎接解放，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量把重庆完整保存下来。
所以，地下党把目光放到了杨森身上，并不奇怪。那时杨森兼任重庆市长、卫戍总司令，他无法控制重庆所有军事和特务力量，但对市区治安以及自己所属部队仍有影响。要想阻止部分破坏行动，完全绕开这个人并不现实。
问题是，怎么把话递进去？
鲜英成了关键人物。他与杨森早年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学，两家还有更近的一层关系：鲜英的儿子鲜恒正在与杨森的女儿交往。地下党与鲜英商量后，没有一上来就让鲜英本人出面，而是先让鲜恒试探杨森。这个安排很谨慎，因为谁也不知道杨森听到这些条件后会是什么反应。
鲜恒带去的四项要求，一项比一项难。
第一项，是第20军撤离重庆时不要毁坏市区建筑，尤其不能破坏大溪沟发电厂；第二项，是设法营救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第三项，是杨森不要随蒋介石去台湾地区，而是率部起义；第四项，则是在可能情况下控制蒋介石。
如果把这四件事拆开看，就会明白杨森为什么只敢接第一件。
保护自己能够影响到的市区设施，属于他的权力还能碰到的范围。可是集中营里的被关押人员，并不是普通市政事务。杨森后来向鲜英表示，有关人员受到蒋介石直接过问，他无法干预。至于率军起义，他也承认自己已受到监视，没有把握脱身。
第四项就更不用说了。到了1949年11月，蒋介石身边仍有严密的警卫和特务体系。杨森虽然头衔不少，却并不等于能够调动重庆所有武装。一个旧军政人物到了败局将定的时候，名义上的权力和真正能调动的力量，已经不是一回事。
于是，四项条件里，杨森只明确答应了一项：不破坏重庆市区重要设施。随后，他指定身边卫队保护水、电等设施。与此同时，地下党还通过重庆市参议长范众渠等人继续做工作，并推动成立临时治安力量，在解放军入城前维持城区秩序。
但如果因此认为重庆是靠杨森一个人保住的，就把那几天发生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大溪沟电厂本身就有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它是当时重庆重要的火力发电设施，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城市供电必然受到巨大影响。地下党发动电厂职工组织纠察力量，守住关键位置，最终使这座电厂保存下来。
兵工厂那边甚至已经见了血。11月28日，军警进入第二十一兵工厂，大批炸药被运进厂区。工人、职员和家属筑起多层人墙，不让爆破人员靠近核心设备。11月29日晚，石罗汉新发电所和大板桥火药库还是发生了爆炸，造成严重伤亡和破坏，但更多厂区设备被护厂人员守住。
到了11月30日，工人仍没有离开岗位。他们继续站岗，还把厂内遗留的大量炸药往外转移。步枪所的147箱炸药被清出，随后其他厂区600多箱炸药也陆续搬走，投入嘉陵江。当天，工厂已经开始准备恢复生产。
这才是重庆解放前夕最真实的一幅图景：上层有人被争取，中间有人维持秩序，工厂里有人冒险护厂，学校里有人护校，地下党还在联系工商界、警察和其他社会力量。杨森答应的那一条很重要，却只是整个护城网络中的一个环节。
而他拒绝的第二项，很快留下了无法挽回的结果。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三天，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发生大规模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遇害。鲜恒此前带去的营救要求，最终没有变成现实。这也说明，当时重庆城内并不存在一个能够统一指挥所有力量的人，各个系统之间有着明显的权力界限。
11月30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十一军、第十二军以及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部分部队进入重庆市区，重庆解放。第二十一兵工厂、大溪沟电厂等许多重要设施得以保存，为随后恢复城市生产和生活留下了基础。
杨森本人没有留下来，也没有完成地下党希望他率部起义的要求。不过事情并没有到这里结束。12月24日，撤到四川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在灌县通电起义；两天后的12月26日，杨森的儿子、时任第20军军长杨汉烈在成都附近的金堂率两个师起义。
这件事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让人看到重庆能够在最后关头保住大批重要设施，靠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突然转变。地下党的统战和组织工作、工人冒险护厂、群众维护城市秩序，再加上一些掌握实际权力的人没有执行破坏行动，这些力量最后汇到了一起。
杨森答应第一条，可以如实记下；他没有完成另外三条，也同样需要如实看待。1949年11月底的重庆，真正值得记住的，是在炮火逼近、秩序濒临瓦解的那几天，仍有人守着电厂、机器、学校和街道。城市能留下来，本身就是那场无声较量最直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