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害他人！男子确诊艾滋病6年，三个月时间他还去嫖娼5次。法院判了：传播性病罪，有期徒刑一年。

43岁，四川宜宾，吕某在2019年10月31日，被疾控部门确诊患有艾滋病，此后他一直接受定期药物治疗。他知道自己身上带着什么。

2025年5月到8月，三个月，他嫖娼了5次。在宜宾市叙州区一自建平房的出租屋里，与失足女胡某发生性行为3次，支付嫖资共330元。在另一处巷道出租屋内，与失足女孙某发生性行为2次，支付嫖资共200元。

5次，总共530块钱。

2025年8月25日，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吕某犯传播性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

一、传播性病罪：一个不需要“传染成功”的罪名。

很多人看到这个判决的第一反应是：有没有人被他传染？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判刑？

答案是：传播性病罪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

《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注意，法条里没有“致使他人感染”这几个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说得更清楚：传播性病行为是否实际造成他人患上严重性病的后果，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也就是说，只要你明知自己有严重性病，去嫖了，罪就已经成立。 有没有传染给别人，只影响量刑轻重，不影响定罪。吕某的5次嫖娼，每一次都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法院最终判了一年，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幅度内，属于从轻处罚。

二、“明知”怎么认定？

传播性病罪的核心要件是“明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嫖娼不构成本罪。但“明知”怎么证明？

司法解释规定了三种认定“明知”的情形：有证据证明曾到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就医或检查，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性病的；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患有严重性病的；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行为人是“明知的”。

吕某的情况属于第一种，也是最铁的一种：他2019年就在疾控部门确诊了艾滋病，并接受了定期药物治疗。 有诊断证明，有治疗记录，有告知书。他不仅“应当知道”，他是被正式告知过。

这与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的一起传播性病罪案件形成对比。被告人康某同样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2025年3月与卖淫女谈妥80元嫖资后实施嫖娼，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康某是一次嫖娼，吕某是五次。次数上的差异，直接影响量刑——康某判了缓刑，吕某判了实刑。

三、为什么是“传播性病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

传播性病罪和故意伤害罪之间，隔着一个关键词：结果。

根据司法解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以传播性病罪定罪，从重处罚。但如果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则认定为刑法第九十五条第三项“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所指的“重伤”，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传播性病罪的最高刑是五年。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吕某的嫖娼行为导致胡某或孙某感染了艾滋病，他面临的就不再是一年，而是三年起步。

浙江象山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卖淫女童某某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仍隐瞒病情从事卖淫活动，与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经补充侦查，检察机关最终形成完整证据链，明确部分嫖客的艾滋病病毒由童某某传染。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童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吕某没有被以故意伤害罪起诉，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有人被他传染。 这是一个证据问题，不是一个“他运气好”的问题。

四、为何从宽量刑？

吕某到案后，经民警电话通知即到案，如实供述罪行。检察机关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他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

自首和认罪认罚，是吕某获得从轻处罚的两个关键因素。传播性病罪的基础刑期在一年到一年六个月左右是常见区间。吕某在三个月内嫖娼5次，次数不算少，如果没有自首和认罪认罚，刑期可能更重。

但认罪认罚不能免除刑事责任。贵州长顺县法院审理的一起传播性病罪案件中，女子明知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仍从事卖淫活动，累计性交易达50次左右。法院认定其“应从重处罚”，同时因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从重的情节和从宽的情节同时存在，法院在两者之间做加减法。

一个人确诊艾滋病六年之后才因为嫖娼被追究传播性病罪，当“告知书”上的义务在确诊后的漫长岁月里没有任何机制去跟进，当那530块钱的嫖资对应的是一次又一次可能改变他人一生的赌局——传播性病罪五年以下的法定刑，和一条可能被感染的命之间，到底还隔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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