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街头有门营生，专收横死路边的尸首。收尸人不声不响，把大街上的尸身装进自己备好的小棺材，再一车拉去集中掩埋。


天还没亮透，推车的声音就已经在石板路上响起来了。
车上放着几口薄木棺材，大小刚够装一个成年人，事先备好的。推车的人沿着街边走，眼睛扫着路边、门洞口、屋檐下的角落。

找到了就停，不说话，处理完，继续往前。

这是民国年间中国各大城市里真实存在的一门差事，做这件事的人，行里叫"收尸人"，文雅些的机构册子里，有时写"慈善拾遗"。

这行当的存在，得从那个年代的城市说起。

民国时期的大城市，人口涌入的速度和城市的容纳能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上海、北平、武汉、广州，本地人之外还有持续不断的外来人口，逃荒的、躲兵的、失了地的农民、做买卖蚀本的小商贩，从四面八方往城里挤。

城市根本没有配套的收容体系，救济所稀少，名额有限，街头露宿者的数量在兵荒年和灾年会成倍地涨。

冬天最见真章。气温一落下去，撑不过一夜的人就会出现。

不需要是什么极端天气，只要连续几天的低温，加上露宿、缺食、体力耗尽，就足够了。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当时大城市里每年都会重演的背景。

死在街上的人，大多数连名字都留不下来。

没有家属认领，没有人知道从哪里来，有时候甚至连籍贯都难以判断。

这类死亡对城市管理是实际的麻烦：卫生是一块，时间久了就是疫病隐患；体面也是一块，街头陈尸对一座城市来说总归说不过去。总得有人处理。

于是这件事落到了善堂身上。

善堂这种机构，明清两代已有雏形，到了民国各大城市里依然活跃。

通常由商人、乡绅出资维持，做的事情包括施粥舍饭、收容无依者、施棺、代为掩埋街头无名死者。

民国年间，部分城市的地方政府开始以拨款或委托合同的形式介入，把街头尸体的处置工作半正式地交给这类机构来承担，收尸这件事于是有了某种准官方的性质。

各地的善堂名目不一，上海有中国济生会、广益善堂等机构留有相关记录，北平城里也有专门处理此类事务的慈善堂口。

规模大小不同，但做的事情大同小异，核心都是雇人出去收，雇人运去埋。

真正做这件事的，是善堂雇来的工人。

接触死人这件事，在传统观念里是带晦气的。做这行的人很难在街坊邻居里被正眼看，亲戚里有人做这个，也未必是拿出来说的事情。

所以愿意干的，大多本就在社会最底层，别的选择不多，这个差事好歹是个进项。

工具是自备的，推车是标配。棺材叫"施棺"，薄木头做的，刚够装人，用料不讲究，讲究也用不起。

有些善堂统一采购，发给收尸人使用，有些地方收尸人自己置办，工钱里扣除成本。一次出门，能收几具就装几具，装满了拉去指定的义冢地点统一掩埋，回来再出去，周而复始。

义冢是城郊的公共墓地，各大城市通常不止一处。

掩埋时不立碑，因为多数情况下没有名字可立。有些善堂会在账册里记一笔，大概是"某月某日，于某处收无名男尸一具，年约三十余，已掩埋"这样的格式。

这一行字，有时候就是这个人在任何文字里留下的唯一记录。

账册在年底还有另一个用途，善堂拿来向捐款人汇报当年的收支与工作量，也用来申请次年的资金。

这些账册上的数字，见过民国城市档案的研究者都知道，某些年份的数字相当不好看，灾年和战乱年份尤其如此。

以上海为例，1930年代中后期到1940年代初，战事叠加经济动荡，街头死亡人数有据可查的年份里，各慈善机构收尸的总量庞大。

具体数字在不同机构的报告里有出入，这里不引原始数字，但"难以处置"这个判断在当时的相关报告里反复出现。

收尸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一趟出门就要跑很远。

北平的记述里提到，冬天某些早晨，一辆车出去能回来时接近装满，记录这件事的人用的笔墨很平，就是陈述一个事实。

关于收尸人这个群体本身，留下记述的并不多。

偶尔有文人或记者写过相关见闻，有的说收尸人做完就走，不多话，问什么答什么，不问就不说。

有的提到过，遇到还有气息的，有人会送去善堂收容所或者附近医院，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能不能救活是另一回事。

也有记述里提到，遇到明显是小孩的尸体，有些收尸人会停更长时间，但具体做了什么，记述者也没说清楚。

他们自己的名字，没有留下来。

在善堂的账册上，他们通常以"雇工若干人"的方式出现，后面跟着工钱的总数。

义冢现在多半已经找不到了。城市一轮一轮地扩张，旧日城郊早就变成了街区，那些没有名字的土堆被压在了地面以下。

参考来源：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朱英：《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