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长春开完会，要去贵州贵阳。按通常的走法，当然是坐飞机，中间转一次机就到了。但我忽然不太想这样走。想先飞西安，再从西安坐火车南下，经四川进入贵州，到遵义，再到贵阳。这当然不是最快的路线，却可能是一条更有意思的路线。这些年研究古盐道、古茶道、移民通道、早期铁路，变得越来越喜欢坐火车。不是因为火车比飞机舒服，而是坐在火车上，能够真正感觉到“地理”从眼前经过。飞机把距离消灭了。起飞以后，山川、河流、城市都缩成地图上的纹理，几个小时之后，人突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高铁却不一样。它虽然很快，却仍然贴着大地奔跑。窗外的山越来越高，河谷越来越窄，植被开始变化，聚落的形态也在变化。一个盆地过去，又进入一片山地；一条河流消失，另一条河流出现。你会真切地知道：我刚刚翻过了一座山，我正在进入另一个地理单元。这次我尤其想走西安到贵州这一段。从关中向南，要穿越秦岭；继续南下，又要面对四川盆地周边复杂的山地；进入贵州，还要跨越一道道过去令人生畏的山岭。今天，我们坐在高铁里，6－7 个小时就穿了过去。但对古人来说，一座山可能就是一个世界的边界。翻过去，需要几天；穿过一个盆地，可能需要几十天。一匹马、一副扁担、一队盐夫、一支商帮，就这样沿着河谷、驿道、山口一点点向前移动。所以我坐高铁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窗外不是只有今天的中国。而是许多个时代同时出现。这里曾经有盐夫背着盐翻山；那里曾经有马帮驮着茶叶经过；某一条河谷曾经走过迁徙的人群；一座今天被高铁飞驰而过的小镇，百年前可能因为一座码头、一条官道或者一座火车站而繁荣。有些老路消失了。有些老铁路废弃了。有些曾经车水马龙的码头安静了下来。但“通道”很少真正消失。它们只是不断改换自己的形态。最早是河流，然后是山路、驿道、盐道、茶道；后来是公路、铁路；今天则是高速公路和高铁。技术一直在改变，但中国山川大的骨架并没有变。秦岭仍然在那里，大巴山仍然在那里，大娄山仍然在那里，长江、汉水以及无数支流仍然在那里。所以今天许多交通线，看似全新，仔细观察，却仍然是在寻找那些几千年来最容易穿越山地的河谷、山口和盆地。这也是我为什么越来越觉得：研究道路，其实是在研究中国。我这些年研究移民通道、古盐道、茶道、铁路，慢慢发现，它们表面上是不同的题目，背后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人如何流动，中国如何形成。盐在流动，茶叶在流动，商品在流动，人也在流动。跟着这些流动，语言传播，信仰传播，建筑形式传播，饮食传播，甚至人的血缘、不同部族也在不断重新组合。一条路走久了，路边就会出现村庄；人聚集多了，就会出现码头、集市、会馆；交通方式改变以后，新的城市又会兴起，旧的聚落也可能迅速衰落。所以我喜欢坐火车看中国。尤其喜欢穿山。每一次钻进长长的隧道，我都会想：如果没有这条隧道，古人要怎样翻过这座山？有时候短短十分钟的隧道，背后可能是古人一天、几天，甚至更漫长的跋涉。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时间错位。今天的我们，几个小时之内，正在迅速翻阅一本几千公里长的中国历史。一页是盐道。一页是茶道。一页是古驿道。一页是清末铁路。一页是民国公路。再翻一页，就是今天时速三百多公里的高铁。前些时候看关于荔枝送往长安的故事，我也一直在想：两千多年前，一颗来自南方的荔枝，要怎样越过一重又一重山川，送到长安？从岭南北上也好，从巴蜀入关中也好，从长江、汉水体系再转向关中也好，无论哪一条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的行程，在古代，却意味着无数驿站、马匹、渡口、山路，以及与时间赛跑的人。也许交通史最让人震撼的，并不是“今天有多快”。而是当我们知道今天有多快以后，才突然明白——古人曾经有多慢，又走了多远。所以我觉得，坐高铁其实可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你不妨暂时放下手机，看一会儿窗外。当火车穿过山口、跨过大河、进入一个陌生盆地的时候，想一想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曾经有哪些人从这里经过。那一瞬间，你看到的可能就不再只是一片风景。而是一层一层叠在大地上的时间。高速列车向前飞驰，而历史在窗外层叠涌现。山川没有说话。但一个流动了几千年的中国，正在车窗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