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烟瘾甚大，平素最爱美国骆驼香烟，日常会客议事常常烟不离手。可有意思的是但凡白崇禧在场，他大多收敛烟支。白崇禧一生自律，烟酒不沾，素来反感吸烟，见到李宗仁备着香烟，常会直接伸手拿走。


李宗仁议事时，手边总放着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黄底骆驼的烟盒往案头一摆，谈话间他一根接一根地点。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会客室里，常常是烟雾缭绕，参谋们隔着烟帘向他汇报军情，他眯着眼听，不时嗯一声。


骆驼烟在当时的军官圈里不算稀罕。抗战时期，美国援助物资里夹带着这类洋烟，也有人从香港走私进来。


李宗仁偏就喜欢这个味道，浓，够劲，点一支能顶半宿，久而久之，他身边的老部下都知道，长官开会前，先替他备好火柴。


1938年春天，徐州会战在即，李宗仁坐在一张旧木桌后，听参谋念完敌情通报，顺手摸出烟盒。


他刚把一支骆驼烟叼在嘴边，门外走廊传来皮靴踏地的声响，白崇禧推门进来，军衣整齐，后面跟着几个作战参谋。


李宗仁的手停在半空，没点火，把烟从嘴边拿下来，搁回了桌上。


白崇禧走到桌边，没说一句话，伸手就把那包烟拿走了，顺手塞进自己军装口袋，屋里几个年轻参谋低着头，眼睛却忍不住偷偷瞟。


李宗仁看了看被拿走的烟盒，笑了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继续指着地图讲他的部署。


这件事后来在五战区传开了，有人说，白副总长当着众人的面拿走长官的烟，未免太不给面子；也有人反驳，李长官自己愿意让着他，别人谁敢。


白崇禧不碰烟酒，饭桌上别人敬酒，他摆手；别人递烟，他推回。开会到深夜，别人泡浓茶，他只要一杯白开水。


李宗仁恰好相反，烟瘾大，酒也喝，说话慢声细语，不爱较真，两人站在一起，一个清瘦冷峻，一个微胖和气，外貌和脾气都差得远，却搭档了二十多年。


在广西起兵那些年，白崇禧管练兵和谋略，李宗仁管笼络人心和对外联络。


白崇禧做方案，几点出发、几路包抄、后勤谁负责，一条一条列在纸上，李宗仁拿过方案，添几个人名，改几处部署，然后拍板。


两人意见不合时也吵，拍过桌子，但从未真正翻过脸，吵完了，白崇禧该递报告还递报告，李宗仁该抽烟还抽烟。


部下里有识得火候的，见白崇禧在场，便悄悄把李长官的烟盒往远处挪挪；也有那不懂事的，还要递烟，被白崇禧一个眼神吓得缩回去。


抗战爆发后，这样的配合到了最紧要的关头，1938年台儿庄战役前后，李宗仁在前线连日不眠，烟抽得更凶。


白崇禧时任副参谋总长，奉命到前线协助，有几次白崇禧进来，李宗仁刚点上的烟又被他伸手拿走。


旁人看着好笑，李宗仁自己也摇头：“健生一来，我这烟就抽不成了。”


白崇禧把烟拿走，不全是因为自己厌恶烟味，他看不得指挥所里烟雾沉沉，更看不得人懒散拖沓。


打仗时要紧的是清醒，是每个参谋都睁大眼睛，所以他见一次拿一次，动作自然得像从自家桌上拿火柴。


李宗仁由着他，旁人看着，只觉得李长官好脾气；熟悉的人说，这是二十多年合作里养出来的。


白崇禧看作战方案，一条一条挑毛病，可台儿庄的包围圈，也正是他一点点收紧的。战役最紧那几天，李宗仁在指挥所里熬得双眼通红，白崇禧也几天没合眼。


有一天清晨，白崇禧从外面巡查回来，看见李宗仁又在点烟，走过去把烟和火柴一起收走了。


李宗仁叹了口气，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笑着说：“健生，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嘛。”白崇禧板着脸回了一句：“抽多了误事。”李宗仁哈哈大笑，真的不抽了。


多年以后，当年在五战区当差的老人回忆起这段，总说细节比大事记得清。


他们记不得某次会议上具体讨论了哪路援军，却记得白副总长伸手拿走烟盒时，李长官脸上那一点儿无奈又好笑的神情。


抗战胜利后，两人命运仍绞在一起，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连连失利，白崇禧在华中，李宗仁在南京。




那段时间，两人见面少了，电话和电报多了，但老规矩没变，李宗仁在官邸见白崇禧，常常话没说完，就先摸烟。


1949年后，两人一别两岸，李宗仁去了美国，白崇禧到了台湾。在美国的李宗仁，烟照抽，茶照喝，偶尔向访客讲起从前在广西、在徐州的往事。


他不大说白崇禧的短处，提到台儿庄，总是那句话：“没有健生，那一仗打不下来。”


白崇禧在台湾的日子并不舒畅，他依旧烟酒不沾，晨起跑步，作息如钟表，有旧部属去看他，发现他书桌上没有烟灰缸，只有一摞兵书和一部电话。


一支骆驼烟，就这样串起了两个人的半生，烟在桌上时，李宗仁的手指夹着烟，神情松弛；烟被拿走时，他看着白崇禧把烟盒塞进口袋，只是笑一笑。


后来有人问起这段往事，李宗仁只说一句：“健生啊，他就爱管我抽烟。”说完，又给自己点上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