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张艺谋邀请刀郎献唱，刀郎拒绝：“我是草根歌手，怕给您丢脸。”张艺谋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相信你！”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刀郎挂掉电话，在乌鲁木齐的工作室里坐了很久。窗外是夏天的烈日，晒得柏油路发软。他拿起桌上那张《十面埋伏》首映礼的邀请函，又放下。

妻子朱梅推门进来，看见他手里的东西。“定了？”

“还没。”刀郎搓了搓手指，“老张说相信我。”

“那你呢？”

刀郎没说话。他走到墙边那把旧吉他旁，拨了两下弦。音有点不准。这让他想起在海南歌厅跑场子的日子，台下吵吵嚷嚷，没人认真听歌。现在要去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台下坐的可都是人物。

朱梅倒了杯水放在桌上。“你怕的不是舞台。”

刀郎抬头看她。

“你怕的是去了以后，回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唱歌了。”朱梅说得很轻。

刀郎笑了，笑得很短。她总是说中。

三天后，刀郎给张艺谋回了电话。“张导，我去。”

去北京前，刀郎去了趟南疆。在喀什的老城里，他跟着一个弹热瓦普的老人坐了一下午。老人不会汉语，刀郎也不会维吾尔语，但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两人都在点头。临走时老人拍拍他的肩，说了句什么。旁边的年轻人翻译：“他说，歌声像戈壁上的风，该吹到哪里就吹到哪里。”

七月的北京很热。首映礼后台，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刀郎的休息室在走廊尽头，小，但安静。他试了试话筒，音响师在耳机里说：“刀郎老师，您这声音真不用修。”

上场前五分钟，张艺谋推门进来。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额头上有点汗。“紧张吗？”

“有点。”刀郎老实说。

“我也紧张。”张艺谋笑了，“每次电影要见人的时候都这样。”他看看刀郎的牛仔服和鸭舌帽，“挺好，就这样。”

舞台灯光亮得让人看不清台下。刀郎握紧话筒，前奏响起来。他闭上眼，唱出第一句。

声音从音响里冲出去，粗粝，带着沙。他听见台下有瞬间的安静，然后掌声响起来。但掌声不太一样——有些地方热烈，有些地方稀落。他睁开眼，眯着看向台下。前排那些光鲜亮丽的面孔里，有人在小声交谈，有人低头看手机。

副歌部分，他放开了嗓子。这些年跑场子练出来的底气，从胸腔里涌出来。他想起了喀什那个老人，想起了戈壁上的风。

唱完三首歌，鞠躬下台。掌声还在继续，但已经有新的音乐响起来。回到后台，张艺谋等着他，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太好了，就是我想要的。”

刀郎点点头，想说谢谢，但没说出来。化妆间外有记者想进来采访，被工作人员拦住了。“让刀郎老师休息一下吧。”

那天晚上，刀郎一个人回了酒店。他没参加后面的庆功宴。从窗户看出去，北京的夜景很亮，比乌鲁木齐亮得多。手机里有几条祝贺短信，他一一回了谢谢。

凌晨一点，朱梅打来电话。“怎么样？”

“唱完了。”

“感觉呢？”

刀郎想了想。“像在戈壁滩上唱歌，有人听见了，有人没听见。”

“那就够了。”朱梅说，“女儿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她说想听现场版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刀郎笑了。“后天就回。”

挂掉电话，他打开电视。娱乐新闻正在报道首映礼，画面里闪过他唱歌的镜头，很快切到了主演们走红毯的部分。主持人用兴奋的语气介绍着明星们的礼服和珠宝。

刀郎关掉电视，拿出笔记本。上面记着几句还没写完的歌词。他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

“风往哪儿吹，是风的事。唱不唱，是我的事。”

写完，他合上本子，开始收拾行李。那把旧吉他得仔细包好，乌鲁木齐的干燥天气对琴颈不好，得加层保湿布。他做得很慢，很仔细，像在完成一场仪式。

窗外，北京的天快要亮了。刀郎拉上行李箱的拉链，发出清晰的“刺啦”声。这声音让他想起新疆冬天生炉子时，风刮过烟囱的响声。该回家了，他想。那里有等他的人，有没写完的歌，有刮不完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