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人凤要抓“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但吴级别高，需要老蒋批示，当毛向蒋密报说吴石是地下党时，蒋很难置信地反问道：“你确认是吴石？参谋次长吴石？”
吴石1894年出生于福建闽侯，青年时期经历辛亥革命，后来进入军事院校，又赴日本系统研究炮兵和参谋业务。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作战、情报和军事研究，专业水平在当时相当突出。也正因如此，他后来接触到的从来不是外围消息，而是军事核心材料。
历史真正发生转折，是抗战胜利之后。内战再起，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恶化、腐败加深，越来越多原本身处其体制内部的人开始重新判断中国的前途。1947年春，吴石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工作联系，此后接受任务、提供情报。把这一过程简单写成“一夜之间改变立场”，显然低估了时代冲击。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细节，比谍战故事更有分量。国民党准备撤退时，大量军事档案计划运往台湾地区，吴石利用职权将500余箱资料先转至福州，其中298箱重要档案后来留在大陆。这里面不仅有作战文件，也有长期积累的军事、地理和敌情资料。人走了，资料却没有全部被带走。
到了台湾地区以后，吴石身边的环境完全变了。国民党败退初期高度紧张，岛内情治机关到处清查地下组织，社会笼罩在严密监控之中。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继续传递军事资料。风险不只是被撤职、坐牢，而是一旦身份暴露，几乎没有生还可能。
朱枫的到来，让这条已经十分脆弱的联络线重新运转。1949年11月底，她由香港抵达台湾地区，随后与吴石接触。公开史料显示，两人并非参考资料所说只见了六次，而是前后多次会面。每一次见面都意味着新的情报被带出，也意味着暴露概率继续上升。
地下斗争最残酷的地方，往往不是某个人意志不够坚定，而是一个环节失守便可能牵出整张网络。1950年初，台湾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蔡孝乾被捕后，国民党保密局逐渐获得“吴次长”等重要线索。由于吴石身份太高，情治机关起初甚至不敢贸然抓捕，只能继续核查。
这也说明一个事实：吴石能够坚持这么久，靠的不是运气，而是身份形成的天然掩护。一个掌握军事机密的中将参谋次长，本身就是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核心人物。毛人凤等人真正感到震动的地方，并不是抓到了一个普通地下工作人员，而是发现最高层防务体系里竟存在如此深的情报通道。
朱枫准备撤离后，局势迅速恶化。她于1950年2月离开台湾地区抵达舟山，不久便遭逮捕。吴石此前为她提供交通便利的痕迹，也成为调查的重要线索。到了2月底至3月初，吴石被捕。这时再谈什么脱身，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案件很快被当局列为重大政治案件处理。
吴石等人被捕后的遭遇，也不该被写成廉价的刑讯传奇。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套已经全面运转起来的镇压机器。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马场町遇害。四个人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却在同一天走到了生命尽头。
从军事史角度看，这起案件还有一层更深的教训。任何秘密战线，只要联络关系过于集中、人员之间横向关联增多，一旦关键节点被突破，损失就可能呈链式扩大。吴石个人再谨慎，也无法独自抵消整个地下组织遭破坏带来的风险。这是隐蔽战线残酷但必须承认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