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好秘密的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随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白求恩11月12日凌晨在唐县黄石口村去世，几天后遗体被送到于家寨，17日举行殡殓。公开史料还提到，当时敌机仍在附近活动，部队和卫生学校随后继续转移。这不是和平年代的葬礼，而是战争间隙中完成的一次告别。
真正让人感到沉重的，是白求恩本来已经准备离开前线。1939年秋，他原计划返回加拿大，为中国抗战募集药品和医疗器材。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向北岳山区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没有按照原计划走，而是再次带医疗队向战场靠近。这个选择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所谓“国际援华”从一个抽象名词变成了具体的人。
在摩天岭一带抢救伤员时，他的左手中指受伤。11月1日，他给一名严重感染的伤员治疗时，受伤的手指再次遭到感染。接下来不是突然死亡，而是一天天恶化：肿胀、高烧、感染扩散，直至败血症。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在这种状态下仍做了13台手术。作为医生，他比旁人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今天的人很容易低估一个手指伤口在1939年意味着什么。抗生素尚未进入后来那种广泛临床应用阶段，而敌后根据地又严重缺医少药。一个外科专家能处理枪伤、弹片伤和复杂创口，却未必有条件控制自己体内迅速蔓延的感染。战争真正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它不仅用枪炮杀人，也会把普通疾病和感染变成致命威胁。
可白求恩留给晋察冀的东西，远远不止自己做过多少台手术。八路军当时真正缺少的，是能够批量培养医护人员、提高伤员生存率的一整套战地医疗办法。他到了根据地后检查伤员、培训医务人员、建设手术室，把自己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积累的经验搬进中国山区。一个医生救几十个人，一套制度却可能救成百上千人。
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尤其能说明问题。公开资料记载，他曾连续工作69小时，为115名伤员实施手术。这个数字之所以值得记，不是因为“69小时”听起来惊人，而是它揭开了当时中国抗战医疗条件的一角：战斗一响，大批伤员同时下来，专业外科医生却少得可怜，谁能多坚持一个小时，后面就可能多一个人活下来。
再往前看，白求恩并不是1938年来到中国以后才开始这么做。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已经参加反法西斯医疗救援，并探索把输血服务向战场前方推进。到了晋察冀，他进一步强调医疗力量必须接近火线。今天战地医学讲究快速救治、缩短后送时间，这些理念听起来很正常，可在当时中国敌后战场，它们意味着医生也要承担炮火带来的危险。
这也是白求恩和普通外国观察者最大的区别。抗战时期，同情中国的人并不少，发表声明、募集物资、报道日军暴行的人都有自己的贡献。白求恩走得更远，他把职业能力直接交给了中国抗战。他不是来中国参观战争，而是进入八路军的医疗体系，把自己放在伤员最集中的位置。这种差别，中国人当然看得懂。
因此，于家寨那场葬礼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后来民间故事添加了多少惊险细节，而是晋察冀军民对他的态度。公开资料记载，11月17日，当地党政军人员和群众参加了葬礼。一个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医生，死后由太行山区的中国军民送行，这个场面本身已经足够说明他在根据地获得了怎样的认同。
白求恩死后，他的影响很快越过了晋察冀。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活动；12月21日，《纪念白求恩》写成。此后几代中国人认识白求恩，往往不是先从医学史认识他，而是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认识他。这种传播使一个加拿大外科医生进入中国人的公共记忆，也让他的名字超出了医疗行业。
八十多年过去，今天再谈白求恩，其实还有一层很现实的意义。国际关系会有起伏，国家之间也会出现利益摩擦，但中国人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变化而否定那些真正帮助过中国的外国友人。柯棣华、白求恩等人的名字长期受到纪念，背后的尺度很清楚：谁在中国民族危难时伸过手，中国人民就记得这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