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胜利后，我党计划清算青帮老大。助手问陈老总:“还有个叫顾竹轩的如何处理？”没想到，陈老总摇摇头说:“这位大亨不能动！”
顾竹轩绝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美化的人。他从黄包车夫一路混到帮会头面人物，做过巡捕，经营过车行、戏院，也卷入过严重刑事案件。盐城史志明确记载，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因杀人罪被捕判刑。1950年以后，他还向人民政府交代过自己过去帮会生涯中的罪行。这个历史包袱不能抹掉。
但历史人物麻烦就麻烦在这里，人很少按照后人的标签活着。顾竹轩一面身处旧上海帮会体系，一面又长期经营苏北同乡关系。1921年江北发生旱灾，他曾捐款并组织旅沪同乡募捐；1931年苏北里下河发生严重水灾，他再次筹集赈灾款，盐城史志记载其个人变卖家产所得六万多银元也投入救灾。
钱是一回事，战火来了敢不敢开门又是另一回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闸北等地大量居民逃难，顾竹轩干脆让天蟾舞台停演，把戏院变成临时难民收容所。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又这么干了一次，舞台不唱戏，先让无家可归的人住进去，还供应伙食。
这件事放在今天看，很容易只剩下一句“做慈善”。放回当时的上海就不是这么简单。天蟾是上海著名商业戏院，停一天就少一天收入。更重要的是，大量苏北难民为什么愿意去找顾竹轩？因为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内部存在非常强的籍贯网络，一个人在危难时能不能保护同乡，直接决定他在底层社会中的威望。
抗战把顾竹轩的人生又往前推了一步。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需要利用本地社会势力维持统治，帮会人物自然是拉拢对象。上海地方资料记载，日伪方面曾试图诱逼顾竹轩合作，他没有投靠。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开始利用自己原本属于旧社会的关系网，帮助共产党人和抗日力量。
这才是理解顾竹轩结局的一把钥匙。他认识什么人、在青帮排什么辈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关系后来被拿来干什么。地下党员需要隐蔽，他能提供地方；苏北抗日根据地需要药品，他能够利用码头关系运送；人员进出上海遇到危险，他又能够借助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掩护。过去赖以立足的江湖网络，开始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用途。
更有意思的是天蟾舞台。过去戏迷来到这里，是为了看梅兰芳、周信芳等名角；到了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却把顾竹轩的经理室当作活动地点。公开史料确认，这里一度成为地下组织相当安全的碰头场所。顾竹轩没有加入共产党，却给共产党人的地下斗争提供了重要掩护。
他的侄子顾叔平又把这种关系推进了一层。抗战时期，顾叔平已经参加革命活动。1946年，中共上海局决定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开展斗争，顾竹轩帮助顾叔平竞选榆林区副区长。顾叔平获得这个身份以后，可以接触更多社会信息，为地下工作提供便利。一个旧上海帮会头面人物的社会资源，就这样被转化成了解放上海可以利用的条件。
顾竹轩甚至把这种选择延伸到了自己的家庭。史志资料记载，他把年幼的小儿子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对一个拥有产业、有钱、有门徒的上海大亨来说，让自己的孩子去根据地吃苦，并不是一句场面话能够解释的。这至少说明，到抗战阶段，他已经知道民族大义面前该往哪边站。
于是再看1949年，问题就变了。上海解放时，人民政府面对的并不是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而是一座拥有数百万人口、金融机构、工厂、码头、帮会和庞大社会网络的国际大都市。接管上海既要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也必须迅速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谁继续与人民为敌，谁愿意接受新社会改造，当然不能混为一谈。
顾竹轩在这个时候作出的选择也很明确。他留在上海，并利用自己的影响约束旧帮会关系。1949年8月，上海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陈毅后来确实曾到天蟾舞台看望他，并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有公开资料能够印证，比那句找不到原始出处的“这位大亨不能动”更有史料价值。
真正值得琢磨的是195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顾竹轩并没有因为过去帮助过革命，就获得一张可以把旧账全部抹掉的通行证。他仍然需要坦白过去帮会生涯中的问题。有关方面考虑他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贡献，再结合他的认罪态度，对其作出免予刑事处分的宽大处理。功劳没有被抹杀，历史问题同样没有被遮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单把顾竹轩写成“共产党保护的青帮大佬”是不准确的。共产党看中的从来不是他的“大佬”身份，更不是认可旧上海那套帮会秩序，而是具体分析一个人在民族危亡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行为。该清算的问题要交代，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历史同样要承认，这才是实事求是。
顾竹轩1956年病逝于上海。关于他的具体享年，不同公开资料存在70岁、71岁和75岁等说法，所以没有必要为了讲故事硬凑一个数字。能够确定的是，这个从苏北贫苦家庭走出来、后来成为上海帮会头面人物的人，没有跟着旧时代一起走向对抗，而是在几个关键关口选择了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