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1725年），戴铎发配陕甘，去年羹尧那里当差。次年，雍正赐死年羹尧，戴铎也被处死。年羹尧跋扈，死有余辜；戴铎低调，也逃不过一劫，因为他知道太多东西，雍正不能容忍。

戴铎真正危险的时候，其实不是获罪以后，而是胤禛还住在雍亲王府的时候。故宫旧藏《文献丛编》收有戴铎奏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相关研究也指出，这些材料直接涉及康熙晚年的储位竞争。戴铎替主子盯的，既有皇子动向，也有李光地等重臣对储位的态度。
这就比普通幕僚敏感得多。康熙五十七年，也就是1718年，戴铎已经在密报中谈到诸王活动以及立储消息。换句话说，他接触的并非日常府务，而是那个年代最碰不得的一层政治信息。一个人的价值越建立在秘密上，局势翻篇以后，他承担的风险往往也越大。

胤禛最终胜出，也不能简单归功于所谓“装低调”。1722年康熙去世后，故宫博物院资料明确记载，隆科多在继位过程中处于关键位置，年羹尧也凭借西北军政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胤禛身边的人不算铺天盖地，却有人掌宫廷要津，有人控地方军政，还有戴铎这样长期收集消息、分析人事的旧人。
麻烦在于，皇位坐稳后，这套旧关系迅速失去原来的安全性。雍正元年三月，戴铎被解除四川布政使职务，这说明他并没有因为“从龙旧人”的身份一路飞黄腾达。与此同时，年羹尧权势越来越重，甚至形成后来被清史研究称为“年选”的人事网络，皇权与权臣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
更微妙的是戴铎夹在两边。雍正三年四月的上谕明确称戴铎是“藩邸旧人”，同时又披露，他过去曾密报年羹尧有异心；可戴铎被发到西北以后，年羹尧又给他住房和盘费。到了这一步，他已经不只是知道旧事，还同时接触了雍邸旧人、地方督抚和年羹尧集团之间的往来。

年羹尧倒台后，清廷开始清理他的政治和人事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介绍相关研究时指出，雍正对年羹尧并非突然翻脸，而是逐步拆解其军政势力和关系网络。戴铎恰恰属于这种清理很难绕过去的人，因为他既参与过早年的秘密政治，又在年羹尧身边留下了新的关系线索。
雍正四年八月，戴铎被正式交三法司核拟。此时朝廷给出的理由，已经包括钻营、私通消息以及在羁押期间设法联络外界等问题。这里最能看出戴铎的困境：当年他的长处就是消息灵、人脉广、懂得揣摩政治风向，到了皇权需要整顿旧网络的时候，这些长处反而一项项变成了危险证据。
我认为，戴铎之死真正值得看的，不是一个“谋士太聪明所以被灭口”的传奇故事，而是传统皇权政治中的权力逻辑：夺位阶段需要秘密、人脉和谋划，继位之后却要重新建立公开的君臣秩序，任何能够把新旧两套关系串起来的人，都可能成为最高权力最难放心的那一类人。

所以戴铎和年羹尧虽然身份、功劳、性格完全不同，最后却走到了相近的终点。年羹尧的问题是权势已经大到触碰皇权，戴铎的问题则更隐蔽——他知道旧账，又不断卷入新的人事网络。低调只能减少锋芒，却不能抹掉经历；真正让他无法脱身的，是那些年积累下来的秘密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