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湖北荆州公安籍著名作家陈应松,大多数读者第一反应,是《松鸦为什么鸣叫》这类苍凉厚重的神农架小说,鲁迅文学奖的光环,大山、野兽、底层山民,构成大众对他的固有印象。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国家一级作家、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出生、成长、青年工作都在公安县黄金口,虎渡河水乡才是他文学出发的原点。可这里藏着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他远赴神农架写大山,一举成名;等到晚年回归故土,倾尽心力写下以公安葡萄产业、江汉平原农民命运为主题的长篇《天露湾》,专门献给故乡,在全国文坛收获好评,入选“中国好书”,但在荆州、公安本地,知晓、读完这本书的普通人并不算多。
陈应松1956年生于公安黄金口,祖籍江西余干。少年时代,他在虎渡河畔水乡长大,水乡稻田、芦苇荡、内河船民的生存百态,早早进入他的视野。高中毕业后下乡务农,之后在公安县水运公司上班,又调入公安县文化馆担任创作辅导员。正是在公安工作的这段岁月,他深入接触船工、湖区百姓,写下早期水乡题材小说,《黑艄楼》《黑藻》《大街上的水手》,故事背景全部取材公安河湖生活。1979年,他在公安开始正式发表作品;1987年武汉大学毕业后离开公安,去往武汉,常年赴神农架采风,就此开启那组轰动文坛的山林系列小说。
陈应松本人多次坦言:他作品里那种对底层生命、苦难与自然关系的悲悯底色,根源来自公安水乡的人生体验。公安又是明代“公安三袁”的故乡,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文学传统,潜移默化滋养了他。但有意思的是,早年他的公安水乡题材,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反而是跳出江汉平原,走进神农架深山的文字,让他拿到鲁迅文学奖,走向全国。
时隔数十年,步入创作后期,陈应松把目光重新放回故乡。2019年,他多次回到公安,深入田间走访葡萄种植农户。公安是江南知名葡萄之乡,当年农民突破“江南不能种葡萄”的认知,培育出十多万亩葡萄园,几代农户依靠葡萄改变命运。他历时两年,完成长篇小说《天露湾》,书写江汉平原乡村四十多年的变迁,记录两代农民与土地之间的牵绊。这本书是他的故乡之书,也是他为数不多扎根公安本土现实的长篇。
公安县也为他建起陈应松文学馆,坐落在油江河畔公安县实验初级中学内,馆内存放手稿、著作、影像资料,作为本土文学地标。陈应松也经常返乡,参加讲座、文学交流,扶持本地写作者。
但矛盾就在这里。
公安拥有“公安三袁”这样光耀文学史的文化遗产,如今又诞生陈应松这样国家级的作家,拥有《天露湾》这部专门书写公安乡村巨变的长篇,本土文学资源其实并不弱。可现实是,本地大众更熟悉神农架故事,对这本写家乡葡萄田、家乡农民命运的长篇小说关注度不高。
背后有几个值得思考的原因:
第一,传播惯性。当年获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传播时间更早、传播面更广,媒体宣传也更多,形成固定标签,读者一提起陈应松,就自动关联深山,忽略江汉平原水乡这条创作脉络。
第二,题材差异。神农架故事充满野性、强烈的戏剧冲突,更容易吸引读者;《天露湾》写平原乡村日常、产业转型、农民细碎的悲欢,故事更内敛,没有强烈猎奇感,阅读门槛更高。
第三,本土文学普及的短板。公安三袁、陈应松,都是重量级文学IP,但面向普通市民、乡村群众的常态化文学推广活动偏少,很多本地人只听过名字,没有读过原著。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陈应松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很多本土作家共同的困境。很多从县域走出去的作家,青年时期必须离开故土向外闯荡,才能获得更大的创作空间与知名度。等到功成名就回头书写故乡,故乡读者反而对这份文字感到陌生。
当然,不能否定这份文学纽带。陈应松多次返乡,持续关注公安本土文学发展,文学馆落地,也给本地青少年、文学爱好者留下一处可以触摸的文学阵地。他用《天露湾》完成了一次回望,把改革开放几十年江汉平原农民的挣扎与希望,永久定格在文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