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少将冒死救下9万红军，解放后被捕枪毙，毛主席：立刻放人。

在建国之后，曾经的一个国民党少将被抓了起来，因为他之前的原因，被工作人员定性为反动战犯，择日枪毙。

中央得知这件事之后，毛主席立刻下了命令：放人！

因为他可是红军的大恩人啊，这是谁呢？又为何能让主席如此紧张呢？

这段广为流传的故事，主人公确有其人，他叫莫雄。

不过，权威史料记载的并不是“刑场上刀下留人”，而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专门嘱咐南下广东的叶剑英，一定要找到莫雄，妥善安排他的工作。

真正的历史没有临刑急电，却比这个桥段更加惊心动魄。

莫雄1891年出生，祖籍广东英德，少年时代家境贫寒，16岁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

他打过仗、带过兵，1923年便担任粤军独立旅少将旅长，是粤军中颇有名气的“虎将”。

但莫雄与蒋介石不是一路人。他不满蒋介石培植嫡系、排斥异己，部队还曾被缴械遣散。

后来，他通过刘哑佛认识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等中共党员，并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联系。

莫雄一度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资历老、人脉广，建议他留在党外，做一些身份更方便完成的工作。

说得直白一点，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有时比拿到一张党证更能发挥作用。

1934年，蒋介石任命莫雄担任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还允许他自行组织班底。

莫雄拿着两张空白组织表，转身找到中共方面，请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等人进入自己的司令部。

蒋介石本想让他组建“剿共”班子，结果这个司令部的关键岗位里，活跃着一批中共地下党员。

不得不说，这个用人结果，多少有点“自己递钥匙，请对手开门”的味道。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部署针对中央苏区的新一轮进攻。

所谓“铁桶计划”，准备调集约150万兵力，配合飞机、火炮和碉堡封锁线，以瑞金为中心逐层压缩包围圈，切断中央红军的交通和物资来源。

莫雄把整套绝密文件带回德安，立即找来项与年、卢志英和刘哑佛商量。

他把风险揽到自己身上，明确表示出了事情由他承担。

几人先把情报纲要通过电台发往中央苏区，又将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战斗序列和通信密码等内容，用密写药水写进几本字典，由项与年亲自送往瑞金。

沿途关卡密布，越接近中央苏区，盘查越严。

为了把自己扮成无人愿意靠近的乞丐，项与年用石头砸伤面部、打掉门牙，把字典藏进装着馊食的破袋子里，徒步穿越封锁线。

经过七天跋涉，他终于把情报交到周恩来手中。

这份情报为中央判断局势、实施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撤离瑞金；10月16日，中央红军主力约8.6万人踏上长征之路。

于是，后来人们把这段历史概括成莫雄“救下9万红军”。

当然，红军长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战略选择，不能说一份情报单独决定了一切。

但如果没有莫雄和项与年等人冒死传递的详细部署，红军面对的封锁和追击很可能更加突然，突围代价也可能更加惨重。

莫雄帮助红军并非只有这一次。

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毕节一带时，他命令所部撤出城外，使红军获得休整和通过的机会。

蒋介石得知后，以“通共”罪把他关进南京军法处，前后羁押150天。

抗战时期，莫雄继续与中共地方组织合作，还设法释放被国民党方面逮捕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他因“通共”嫌疑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杀，被迫逃往香港。

广州解放后，叶剑英按照毛主席此前的嘱托，多方打听莫雄的下落，派人带着亲笔信赴港接他回来。莫雄随后出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凭借自己在粤北的威望，协助稳定地方秩序、处理匪患。

1951年，他出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1955年任副主任。

1956年国庆，他受邀进京参加国庆典礼，与当年冒死送信的项与年再次见面。

此后，他还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0年在广州病逝。

在我看来，莫雄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不是他的少将军衔，而是他在能够明哲保身时，偏偏选择了最危险的那条路。

他没有因为身处哪个阵营，就把良知锁进抽屉；也没有因为功劳长期不能公开，就后悔当年的决定。

判断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穿过什么军装、担任过什么职务，更要看他在民族和人民面临危难时究竟做了什么。

莫雄用一只公文包、几本密写字典和一句“责任由我承担”，为红军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样的功劳不需要戏剧化加工，真实本身已经足够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