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说：“人过了50，便觉得一年不如一年。过了60，就觉得一月不如一月。过了70啊，就一日不如一日。而过了80岁呢，他是一时不如一时了。”

我们穷极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忽视了一个真相——很多事，不需要有所谓的意义。

读了汪曾祺的一生，忽然就懂了。
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他父亲汪菊生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闲时喜欢摆弄花草。汪曾祺小时候爱看父亲画画，看他怎么用指甲在纸上划出印子，怎么定枝梗、布叶、勾筋。父亲不急着教他技法，任他在画纸上自由发挥。这样自由自在地长大，后来成了他一生的底色。

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大。那是战火纷飞年代里最自由的一所大学。沈从文是他的老师，教他“要贴到人物来写”。这句话，他受用了一辈子。

可命运没让他顺顺当当做作家。1958年，他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拉粪、起猪圈、扛麻袋，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可别人愁眉苦脸，他倒好，农科所让他给马铃薯画插图，他就坐在田埂上，对着叶子、花、薯块一笔一笔地描。每画完一种，就对着实物品尝一下。多年后他笑着说：“我画过一套马铃薯图谱，因此，我也尝遍了各种马铃薯的味道。”

有人问他当右派什么感受，他倒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特殊时期，他被批斗、罚跪、剃阴阳头，关在牛棚里做苦力。可这个人，苦日子里也不忘找乐子。后来平反了，别人以为他会写些控诉文章，他没有。他写的是高邮的挑夫、锡匠、接生婆，写凡人小事，有滋有味。

1980年，他六十岁。小说《受戒》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像一阵清风刮进文坛。读者惊问：小说可以这样写？此后《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里三陈》一篇接一篇，1981年《大淖记事》拿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年他六十一岁。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出名，他笑呵呵地说：“早也是写，晚也是写，急什么。”

晚年的汪曾祺住在北京蒲黄榆一套不到五十平米的房子里。最显眼的是满架的书和满屋的花草。他每天最期待的事是逛菜市场，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他喜欢自己下厨，最拿手淮扬菜。写文章写到高兴处，会突然起身去厨房做一道菜。他写高邮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写昆明的菌子：“滑，嫩，鲜，香，很好吃。”

七十岁以后，他开始认真学画画。不追求成名成家，就是图个高兴。画花鸟，画蔬果，画白菜萝卜蘑菇。画完了挂墙上自己看，不满意就撕了重画。他在画上题诗：“我画荷花不像样，只因爱吃莲藕胖。若问画法哪里有，菜场转完酒楼上。”

他说：“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五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七岁。临终前，他对女儿说：“给我一点时间，我还能写……”

你看这个人，从右派到扫街劳动，从牛棚到六十岁才出名。换做别人，早怨天尤人了。可他偏不。他一辈子都在做“没用”的事——画马铃薯、尝土豆、逛菜市场、写凡人小事、画白菜萝卜。

可正是这些“没用”的事，让他熬过了最苦的日子，活成了最自在的人。

梁实秋说人老了，日子就一日不如一日。可汪曾祺告诉我们，日子好不好，不在于你几岁，而在于你用什么眼光看它。

很多事，不需要有意义。好看，就够了。踏实，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