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就没有中国的强大”，作为香港学者的郎咸平说出这种话就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最近看到一段郎咸平的视频，他一句“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中国的强大”，着实令人震惊。初听之下我以为听错，反复再听，确认这就是他亲口所说。一位学者，竟然说出如此夸大个人作用的话，不要说普通学者，即便是国家的决策者，也绝不会讲出这样的言辞。

过去我对郎咸平还抱有几分尊重，但听完这句话，让我对他的评价大打折扣。这种把时代发展、国家进步的巨大成就，归到自己个人头上的言论，本质就是贪天下之功为己功，完全违背客观事实。

郎咸平，出生于中国台湾，拥有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学位，后来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成长于资本主义学术体系。大约从2004年起，他在内地掀起“郎旋风”，奔走各地开展演讲、论坛报告，出书、录制财经节目，收获了大量普通听众，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一银子也没少挣。

客观看待郎咸平，要坚持一分为二。他不少观点具备现实参考价值，比如，警惕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反对盲目全盘私有化；肯定国企承担高铁、航天、重大科技攻关等长周期高风险项目的不可替代作用，认可过去国企兴办学校、幼儿园等配套保障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呼吁完善资本市场规则，保护中小股民；提出“6+1”产业链理论，点出国内制造业处在低利润加工环节的困境；批判腐败与社会不公，警示过度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隐患，这些观察切中不少现实痛点，给国内经济讨论提供了外部视角。

但他的局限性同样突出。分析经济问题时常陷入阴谋论思维，习惯将复杂国内问题简单归因于境外势力；部分数据结论片面，与产业现实脱节；曾为问题理财平台站台，误导不少普通投资者；对经济走向的预判经常极端化和失误，前后言论时有矛盾。之所以说出“没有我，就没有中国强大的今天”这类脱离现实的言论，一方面是长期处在公众演讲环境，被追捧放大了个人自我认知；另一方面，受西方学术体系熏陶，对我国集体决策体制理解不深，高估学者建言对国家发展的实际作用，混淆了建言献策和政策决策之间的本质边界。

我们要认清，他仅仅只是一名提供观点、做学术分析的学者，是建言者，并不是政策的决策者。他可以点评经济现象，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国家改革发展的路线方针，并不是由某一位学者个人来拍板。

我国重大政策的出台，遵循集体决策机制，经过中央集体研究、人大、政协多方讨论、调研论证之后才落地实施，凝聚的是全党的智慧，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郎咸平只是站在外部提出看法，他没有参与政策制定，更没有能力主导国家发展的走向。哪怕是参与改革决策的相关领导同志，也从来不会把国家取得的成就全部记在自己个人的功劳簿上。国家强大，是几代人接续奋斗的结果，是亿万人民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新中国能够有今天的发展，根基来自于毛主席那一代人艰苦奋斗打下的立国基业，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筑牢国家安全基础。后来一代代中央领导集体接续奋斗，坚持走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亿万普通劳动者在各行各业辛勤付出，才换来如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这份功劳，属于党、属于人民，绝不属于哪一个个体。任何把国家崛起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说法，都是历史观上的严重错误。

学者的本分，就是客观观察、理性分析，提供参考意见，而不是把国家发展的成就揽到自己身上。郎咸平说出这番惊人言论，暴露出他丢掉了一名学者最该具备的实事求是。合格的学者，首要品质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摆正自己的位置。

学者可以针砭时弊，可以建言献策，但不能无限放大个人的作用，把时代和人民的功劳，全部算在自己名下。贪天下之功归于一己，这样的心态，已经背离了求真务实治学的基本准则。

时代造就学者，而不是学者造就时代。个人的观点再怎么有影响力，终究只是时代大潮当中的参考声音。国家的进步，靠的是制度、靠集体智慧、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不管是什么身份的学者，都应当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摆正自身定位，守住学术的底线，万万不可高估个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