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最近的四场死亡。何勇、董建华、敬一丹，还有那个刚考上口岸公务员的24岁女孩。

在死亡面前，众生是平等的。我们旁观这些死亡，善意地祝祷ta们灵魂安宁。使用私人的语言，悼念自己与ta们在这个世界同时在场的时光，尤其是那些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也是时间的标尺，大多数悼念何勇的声音，都在悼念自己的青春。

或许还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精神。

但我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公共语言，去评论和纪念这些逝者。以逝者生前活动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去谈论其生前身后的意义，在媒体上也并不多见。真切的悼念文字，都来自逝者的家人和好友。

最天真纯粹的情感指向何勇。“中国第一个朋克”，这是很多英文媒体喜欢使用的 title。它解释了很多，但仍然不够。魔岩三杰，高潮如烟花定格，他们后来的艺术生涯和生存境遇，与其文化符号的耀眼程度毫不相衬。

那么为什么呢？是一代人终将老去，总有人正年轻吗？是才华、创作和性格吗？是摇滚乐没有土壤吗？都不是。但何勇所经历的时代，那个火热的、混乱的、充满朝气的二三十年，至今没有被好好注视和论述过。我找不到公共语言去谈论那个时代，也就没有合适的公共语言去纪念何勇。

“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可为什么呢？如果不谈论时代，这句话就只停留在传奇与轶闻的层面。远在死亡之前，何勇就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他本该留下回忆录的，留下那些生猛鲜活的表达。

说到没有公共语言，我也不打算再尝试去描述董先生和敬一丹的去世了。这三位公众人物，无论生前身后如何，ta们都热烈地活了一生。They lived their life fully.

生命本身而言，我总是试图以这样的态度去旁观公共视野里的死亡：你毫无保留地度过了生命。

所以我们才会更不安、更痛心地看到那位24岁、刚刚考公上岸的女孩子的逝去。奋斗了十几年，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命运的严酷和死亡的毫无道理，令观者胆寒，连 lived her life fully 的安慰都说不出来。

在我们的社会里，延迟满足，与其说是一种自我管理和人生成长策略，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人生就像一场储蓄。你小心驶得万年船，为一个叫做明天的东西努力，总有一天，你要把存下来的东西兑现。

那么明天有多久呢？明天有多远呢？不知道。

可能是退休。退休以后就可以享受生活，去远方旅行，不再有奋斗的压力和野心。可能是拥有足够的钱，摆脱匮乏感，比如一个叫做财富自由的东西。我要直白地说，我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些鼓励你只盯着明天和未来的观念，是因为它不能在当下提供任何东西。

再重复一遍：它在当下提供不了任何东西，因此只能许诺明天。

“延迟满足”在做事战术上是有道理的，为一个目标而付出时间。但如果把它当作人生战略和生命哲学，那是一场巨大的虚无。

因为死亡从未同意过延迟交付。

不是说应该活一天算一天，而是严肃地去思考每一天的质量、细节和密度，注视生命里的每一天，而不是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人某天早上醒来，彻底地——而非言辞上地——懂得这一点，就真正踏入了生命的旅程。

还活着的人，祝你真正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