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入狱后，李淑一曾经去看过她。探监时，李淑一劝杨开慧：你这么年轻，才29岁，还有三个孩子，你就暂时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探监室很窄，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杨开慧身上的囚衣很单薄，但她坐得很直。李淑一把带来的几个熟鸡蛋从桌子底下推过去，声音压得很低：“吃了，孩子们都很好。”杨开慧的手在桌子下接了，手指碰到一起，冰凉。

李淑一又说了一遍那个提议，这次加了细节：“他们说，登报的声明就几句话，报纸只印一千份，就在长沙本地发，不会传出去。你签了，下午就能出去。”

杨开慧摇了摇头。不是剧烈地摇，只是很轻地动了一下。她看着李淑一，说了一句话：“淑一，报纸印一份，和印一万份，在我这里是一样的。”

看守在门外咳嗽了一声。

李淑一急了，身体往前倾：“那你想想岸英他们！才七岁，最小的才三岁，他们天天夜里哭着要妈妈。”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张折得很小的纸，快速展开一角，是孩子画的画，三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杨开慧看了一眼，很快移开了视线。

“我出去，”杨开慧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清楚，“就是以‘毛泽东的妻子’的身份，承认我不再是他妻子。那我这些年，算什么呢？”

李淑一愣住了。

杨开慧继续说：“我陪着他在湖南乡下调查，抱着孩子跟他躲来躲去，那些年我们说的话、认定的事，如果最后用一纸声明勾销，那以前那些苦，就真的只是苦了，什么都没留下。”

看守又咳嗽了，这次更重些，是提醒时间快到了。

李淑一的手在发抖，她把那张画重新折好，塞回怀里。她知道劝不动了。

杨开慧反而伸出手，隔着桌子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像以前她们一起在女校读书时那样。“帮我捎句话给孩子们，”她说，“就说妈妈做的事，和他们在纸上画的这三个小人一样，都是真的。”

探监时间结束了。

李淑一起身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开慧还坐在那里，手平放在膝盖上，囚室高处的小窗户透进一束光，刚好落在她肩膀上。她没有看门口，只是安静地坐着。

几天后，李淑一听说，何健那边又派人去谈了一次，这次加了条件：只要签字，除了立刻释放，还可以安排她和孩子离开湖南，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生活。杨开慧的回复是，请他们拿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来。

看守以为她改了主意，立刻照办。

杨开慧接过纸笔，在纸上写了三行字，写完后交给看守，说：“把这个给他吧。”纸上写的是三个孩子的名字：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每个名字下面，各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何健看到纸，起初不解，问了手下。一个从审讯室调过来的老狱卒看了，低声说：“长官，那圆圈……应该是代表她给孩子画的饼。意思是，她连给孩子画饼充饥的事都做不到了，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何健把纸揉成了一团。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就义。那天风很大，李淑一没有去现场，她在家门口烧了一点纸钱，火苗被风吹得歪歪扭扭。她想起探监时最后拍她手背的那一下，很轻，但很定。

后来，李淑一一直保管着那张孩子们画的画。画上的三个小人，颜色已经淡了，但线条还在。她没有告诉孩子们那场探监的具体对话，只是在他们长大后，有一次提起母亲，她说：“你们妈妈最后留给你们的东西，不是话，是一个样子。”

孩子们问是什么样子。

李淑一想了一会儿，说：“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肩膀上有一束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