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段话，心里猛地一颤：
“谁也逃不过的十个坎。第一个坎，是牙齿掉了；第二个坎，是视力开始模糊；第三个坎，是耳朵越来越背；第四个坎，是腿脚开始慢下来；第五个坎，是夜里睡不踏实；第六个坎，是转头就忘；第七个坎，是吃啥都不香；第八个坎，是小病不断；第九个坎，也是最难的一个坎——怕孤独；第十个坎，是不服老也得服老。”

可我今天想说的是——有人把这十个坎，一个一个跨过去了。

夏衍，中国现代剧作家、电影艺术家。《包身工》《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课本里写过他。可你不知道的是，他这一生，把“老”这个字，活成了另一种样子。
1966年12月4日凌晨，北京南竹竿胡同。一大群红卫兵闯进来，把夏衍从床上拖起来带走。那年他66岁。

他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八年零七个月。

第一个坎，是牙齿掉了。
第二个坎，是视力开始模糊。
第三个坎，是耳朵越来越背。
第四个坎，是腿脚开始慢下来。
这些坎，他是一起撞上的。
在狱中，他的锁骨被打断，右腿被踢折。右眼近乎失明。胃肠大出血。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骨头断了，没人治。眼睛坏了，没人管。他趴在牢房里，用烧过的火柴头，在黄草纸上写下四个字：“不白之冤”。会见日，女儿来了。他把那张黄草纸从桌下悄悄塞过去。女儿攥在手里，不敢哭。

1975年7月12日清晨，夏衍被解除“监护”，拄着双拐，走出了秦城监狱。

那年他75岁。右眼近乎失明，右腿落下终身残疾。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拆被面、洗被面、缝被子。他自己全会做。

那一刻他挺有成就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损目折肢”的人。

回家以后，院落破败，房屋被人占了。可一家人安在。他写信给老友，说十年来第一次得到团聚。

还有一件事。家里那只老黄猫“博博”，在他被抓走后也离家不见了。可就在他回家那天，博博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拖着身体爬到他脚边。它已经站不起来了，靠两只前爪，爬到藤椅下，望着他。

第二天，博博就走了。

它像是一直在等他。等到了，才肯走。

夏衍没哭。他坐在院子里，安静地坐了很久。后来他嘱咐家人，把博博埋在院里的葡萄架下，尊为“义猫”。

1977年，他恢复工作。那年他77岁。眼睛几乎失明。可你知道他怎么做事的吗？

有人送了一个剧本请他审阅。年近八旬的老人，在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看完了剧本，亲自写信鼓励与指点，修改时用了红、蓝两种颜色的笔。他的秘书说，他从不怠慢。

1979年，他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那年他79岁。一个右眼近乎失明、腿脚残疾的老人，还在工作。

王蒙去看他。九十多岁的夏衍，坐在那间陈设简陋的房间里。王蒙说：“上个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夏衍打断他：“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九十多岁的人，脑子比谁都清楚。

他这个人，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体重从来没到过50公斤。可骨头，比谁都硬。

有人叫他“首长”。他立即打断：“不要叫首长。”

1995年2月6日，夏衍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临终前，他留下遗嘱：骨灰撒入故乡杭州的钱塘江。

他出生在杭州。最后回到钱塘江。
你看，十个坎，他一个一个跨过来了。

视力模糊了，他凭记忆审稿。耳朵背了，他依然精准地纠正别人。腿脚慢了，他拄着双拐走出监狱。夜里睡不踏实，他在狱中睁着眼睛等天亮。

转头就忘？不，他九十多岁还记得新闻的日期。吃啥都不香？他出狱后自己缝被子、洗被面。小病不断？他断了锁骨、断了腿骨，照样活到95。

第九个坎，怕孤独。他出狱后，一家人围着他。老猫等他回来才肯走。他不孤独。

第十个坎，不服老也得服老。他不服。他服的是——人活一口气。那口气在，人就还没老。

他一生都与祖国命运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相连。有人问他受了这么多苦，恨不恨？他说不恨，没时间恨，要做的事太多了。

一个95岁的老人，临终前想的不是冤屈，不是苦难。想的是——我还有事没做完。

那十个坎，你怕哪一个？

可你看看夏衍。他哪个没经历过？他哪个没跨过去？

老不是终点。老是一个人跟自己的较量。你认了，你就老了。你不认，你就还在路上。

夏衍到死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