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这话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她当时就笑了，笑得挺冷。她跟身边人说，行，张难先有骨气，那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清廉。
宋美龄派出去的人一个星期后就回了南京。来人把一张清单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上面是张难先家产的详细记录：三间旧屋，一张用了二十年的榆木桌，妻子每日清晨在鼓楼附近摆摊卖的是自家种的青菜和萝卜。清单末尾附了一句：其妻摊位斜对面，即是省府大门。
宋美龄用指尖敲了敲那张纸，没说话。她让副官备车，当天下午就出了门。
车子没进省府，直接停在那个菜摊不远处。宋美龄摇下车窗，看见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妇人正低头择菜，旁边站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正把几枚铜板递给卖烧饼的小贩。男人转身时，宋美龄认出来了，是张难先。他接过烧饼，掰了一半递给妻子，两人就站在摊子后边吃起来。
她看了一会儿，摇上了车窗。车子发动时，她对副官说：“回去。”
第二天，宋美龄出现在了浙江省政府张难先的办公室。她没带随从，手里拿着那份消费单，径直走到他桌前。张难先正在看一份水利工程的预算，见她进来，放下了文件。
“张主席，”宋美龄把单子轻轻放在桌上，“这笔钱，我自己出了。”
张难先愣了一下。
宋美龄接着说：“但我有个条件。这钱我不白出——一万三千元，我要看到它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钱我给你，你把它全部换成粮食，亲自发到去年遭水灾最重的那几个县去。”她停顿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睛：“每一斤米，发到谁手里，我要有名单。少一户，我唯你是问。”
张难先站了起来，他拿起那张单子看了看，又抬头看宋美龄。几秒后，他点了头：“好。名单我给你，一粒米也不会少。”
宋美龄当天就离开了杭州。一周后，一笔一万三千元的私人汇票从南京寄到浙江省财政厅，附言只有两个字：赈灾。
张难先亲自督办。他砍掉了原本计划中的一次省府会议，带着钱直奔粮行。粮价被他压到最低，他站在粮仓门口，看着麻袋一包包装车。第一批粮食运往桐庐县那天，他也跟着去了。在临时搭起的发放点，他挽起袖子，和办事员一起往灾民手里递米袋。有老人颤巍巍地要跪下，他一把扶住，说：“这米是南京来的，要谢就谢肯出钱的人。”
名单在半个月后送到了宋美龄手上。厚厚的册子，按户按人，姓名、指印、领米数量，清清楚楚。最后一页是张难先的亲笔签名和一句话：“一万三千元，实购米粮一百五十六石七斗，分发完毕，无一遗漏。”
宋美龄翻完那本册子，合上，放进了抽屉。她没再对蒋介石提起过这件事。
年底，蒋介石在审核一批高级官员的调动方案时，看到张难先的名字后打了个圈，旁批“留任原职”。他把文件递给宋美龄看，她瞥了一眼，说：“浙江有他在，财政不会出乱子。”
1932年初，宋美龄有一次路过杭州。车子驶过省府路时，她看见那个菜摊还在，只是摊主换成了个年轻姑娘。司机说，那是张难先的女儿，他妻子病了，女儿来替几天。
宋美龄让车停下。她走过去，买了一把青菜，付钱时多给了两块银元。姑娘要找零，她摆摆手：“不用找了，给你母亲抓药。”
回到南京后，宋美龄在记事本上写了一行字，只有日期和地点：杭州，菜摊。再没别的。
而张难先终其一生，都不知道那次粮食发放的名单曾被宋美龄一页页翻过。他只知道，从那次以后，南京方面再没人拿私人开支来找浙江报销。他偶尔会想起那笔一万三，想起那个站在他桌前的女人，但他从没对人说过。直到抗战爆发，他离开杭州的前夜，整理文件时翻到当年那批粮食的发放存根，才在上面看到一行极小的、几乎褪色的铅笔字，像是谁匆忙间写下的：“米实，人亦实。”
他看了很久，最后把那张存根和其他要紧文件一起，收进了随身携带的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