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 国民党 高级将领 卫立煌 ，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 合肥 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进入延安，会见毛泽东。当时全国最迫切的问题不是谁控制多少地盘，而是能不能挡住日本侵略者。卫立煌是从抗日前线来的，所以他判断一支军队，首先看的也是到底敢不敢打日本。
离开延安以后，他拿出来的不是几句漂亮话。卫立煌回到西安，很快批准给八路军100万发步枪子弹、25万枚手榴弹、180箱牛肉罐头，另外还有52部电话、三个师的夏装以及医疗物资。那个年代，一百万发子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前线真正可以拿去打仗。评价一个抗日将领，与其看宴席上的客套，不如看他肯不肯把枪弹送给正在杀敌的人。
卫立煌之所以能这么做，与忻口等华北抗战经历分不开。他亲眼看到八路军在敌后牵制日军，也知道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相配合的价值。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人把政治防范放在抗日合作之前，卫立煌在这一点上没有走得那么远。他首先是国民党将领，但民族战争迫使他面对一个最实际的问题：谁认真打日本，就应该得到支持。
历史的讽刺随后出现了。抗战胜利以后，过去共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再次走向内战。1948年卫立煌被派到东北主持国民党军军事事务时，国民党政权已经积重难返。蒋介石要求东北部队按照自己的部署行动，卫立煌却对保存沈阳主力有另一套考虑。辽沈战役的结局证明，那时的问题早已不是换一个将领、调整一套部署就能够解决的。
军事失败只是表面，更深处是民心和政治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国民党拥有大量美式装备，也控制着城市和交通线，却无法扭转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卫立煌这样的职业军人对此感受尤其直接。他在抗日战场打过硬仗，当然知道装备、兵力的重要性，也更容易看明白另一件事：一支军队一旦失去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支持，再好的装备也救不了败局。
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卫立煌的人生迅速从高处跌落。他受到蒋介石方面猜忌和控制，后来离开南京去了香港。一个曾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人，这时首先担心的已经不是官位，而是远在合肥的老母亲。这里也必须把流传故事和可靠史料分开：目前能够核实的是，1949年2月，卫立煌把求助信写给了朱德，并非网络文章常写的直接致信毛泽东。
信里有个数字尤其值得注意：85岁。卫立煌告诉朱德，自己的老母亲已经85岁，还有弟弟和子侄数十人在合肥，希望解放军到达以后给予保护。4月5日，毛泽东看到转来的信，要求有关方面通知合肥县政府保护卫立煌家属。没有因为卫立煌曾经统率国民党军队，就把账算到他的老人和家人身上。
这一笔在卫立煌心里显然不会轻。政治较量最能看出一个集团的气量，并不是怎样对待已经站在自己阵营里的人，而是怎样处理过去的对手。中国共产党当时争取的不是卫立煌一个人，而是所有仍然具有民族立场、愿意与蒋介石集团分道扬镳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也是统一战线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立煌从香港发来贺电。毛泽东于10月15日复电表示感谢。这两个电报之间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却已经把卫立煌后来的人生方向写得相当清楚。他开始从一个被旧政权排斥的高级将领，转向重新思考自己与新中国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历史转折处重新选择道路，并不稀奇，难的是敢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香港几年给了卫立煌观察的时间。大陆究竟会变成什么样，他可以继续等；台湾地区那边是什么情况，他同样熟悉。到1955年，他不再观望。3月15日，他和夫人韩权华从香港经澳门进入广州，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归来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之一。两天以后，毛泽东复电欢迎，并请他沿途看看新中国的情况。
这个“看看”其实很有意味。不是要求卫立煌先接受一套结论，而是让他自己走一走。广州、杭州、上海，再到北京，他看到的是经历长期战争之后正在恢复建设的国家。4月6日，卫立煌抵达北京；4月25日，毛泽东接见他。两个人上一次见面还是1938年的延安，中间隔着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17年。
卫立煌后来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并不是简单给一个归来者安排待遇，而是在向海内外说明新中国对爱国人士的态度。1956年讨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时，卫立煌还被作为有爱国心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及。这比任何传奇故事更能说明他归来后的真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