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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没有哭,也没有闹。她把遗嘱从头到尾看了三遍,最后折好,塞进手包里,对身边的

宋美龄没有哭,也没有闹。她把遗嘱从头到尾看了三遍,最后折好,塞进手包里,对身边的秘书只说了一句话:“备车,去中正纪念堂。”

车停在纪念堂门口时,天色已经开始暗了。她没有让人跟着,自己一个人走进去,站在铜像下面,抬头看了一会儿。守堂的老兵认出了她,退到门边,没敢出声。宋美龄站了大约五分钟,转身走出来,上车后对司机说:“回士林官邸。”

当天夜里,她让秘书打电话给台北的几位老部下,约第二天上午见面。那些人来了之后,宋美龄没有提遗嘱的事,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先生生前的私人印鉴,现在由谁保管?”

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一位年长的副官说:“报告夫人,印鉴按照程序,已经移交给经国先生那边了。”宋美龄点点头,没有追问,给他们每人倒了杯茶,闲聊几句,就送了客。

第二天下午,蒋经国派人送来一封手写信,信里措辞很客气,大意是母亲年事已高,不宜操心庶务,遗产分配已有公证书,若母亲觉得三百万元不够开销,他可以从自己名下另拨一笔钱供母亲调用。

宋美龄看完信,没有回话,只把信原样封好,放回信封,叫来秘书:“送回去。跟送信的人说,信我看过了。不用回。”

那之后,她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卧室里有一个红木衣橱,最底层压着几幅字,是蒋介石晚年病中写的,内容都是抄的古诗,笔力已经涣散。宋美龄把这些字一幅一幅展开看过,又重新卷好,交给秘书:“送到故宫博物院去,跟院方说,这不是捐赠,是寄存。将来再说将来的话。”

秘书不敢多问,抱着字卷出去了。宋美龄关上门,翻出一个旧铁盒子,里面是一本账册——她自己的私账,从1949年到1975年,每一笔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她翻到最后一页,拿笔添了一行字:三月,结余,四万七千元。然后她把铁盒子锁进书桌抽屉,钥匙放在桌面上。

几天后,士林官邸内部传开消息:夫人打算去美国。消息传到蒋经国那里,他再次登门,这一次态度比上次更温和,说已经安排好了纽约长岛的房子,生活费用按月汇入宋美龄在美国的账户。

宋美龄坐在窗前,看着外头刚修剪过的草坪,说:“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自己的积蓄,加上你父亲留的那三百万,够了。”

蒋经国沉默了一会儿,试探着问:“母亲,那……父亲留下的公司股份和不动产,您不再过问了?”宋美龄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说:“那本来就不是给我的。”

这句话说得很轻,像是陈述一件早就知道的事。蒋经国没有再说什么,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宋美龄叫住他,补了一句:“你那封信,写得不错。以后不用再写了。”

蒋经国走后,宋美龄给美国的一个老朋友打了长途电话。电话里她只说了一件事:“帮我找一间公寓,不用太大,离医院近一点。”对方问她预算多少,她想了想,说:“我带了钱,够用。”

动身那一天,台北是阴天。宋美龄只带了两个随员和一个护士,行李三只皮箱,没有惊动任何人。车子到松山机场时,下起了小雨,随员撑着伞送她到舷梯下。她抬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忽然问身边的人:“前两天报上是不是说,纽约也在下雨?”

随员愣了一下,掏出当天的报纸看了看,说:“夫人,纽约那边是多云。”

宋美龄“哦”了一声,慢慢上了舷梯。机舱口,她把雨伞递给随员,说:“这把伞用了二十多年了,留在台北吧。”然后转身走进机舱,没有再回头。

飞机起飞后,她靠窗坐着,看着地面上的楼房和街道越来越小,最后被云层遮住。护士递过来一杯温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放下杯子,从手包里掏出那份遗嘱,展开又看了一眼。然后她拿起打火机,点着了遗嘱的一角。

火苗很快蔓延到纸面中间,护士吓了一跳,想伸手去拦,被宋美龄用眼神止住了。她把燃烧的纸放进喝水的玻璃杯里,看着它烧完,变成一小撮黑灰,然后端起杯子,把灰倒进座位旁边的垃圾袋里。

护士没敢说话。宋美龄拉下遮光板,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轻轻说了一句:“这回,谁也不欠谁了。”

机舱里很安静。窗板外面,飞机正在穿过一层又一层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蒋介石国民党 宋美龄晚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