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学良时隔22年再见蒋介石，对蒋介石说：“总统，你老了。”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淡定地说：“你头秃了！”
批条在口袋里揣了三天，终于变成了护照和一张飞往旧金山的机票。警卫姓赵，寸步不离地跟着，话不多，眼神总落在张学良的手提箱上。
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颠簸时，张学良望着窗外的云层。警卫递过一杯水，他接了，没喝。“赵副官，”他忽然开口，“你跟总统多久了？”“七年。”警卫答得简短。张学良点点头，不再说话。
旧金山的风比台北凉。妻子赵一荻站在接机口，裹着米色风衣，比记忆中瘦了一圈。两人对视了几秒，她才快步走过来，手微微发颤。警卫退开两步，保持着距离。
公寓是提前租好的，不大，但窗户对着金门公园的一片绿。头两天，张学良只是坐在窗边看妻子忙进忙出——煎药、整理信件、把旧照片一张张摊在沙发上。她咳嗽时，他起身去倒水，警卫先一步把温水杯递到了她手边。
第三天早上，赵一荻把一封信放在茶几上。信封是浅蓝色的，印着东部一所大学的徽章。“昨天收到的，”她说，“他们想请你去做一场演讲，关于中国近代史。”
张学良没碰那封信。他看向坐在门厅看报纸的警卫，警卫的报纸久久没有翻页。
“你知道我不能去。”他说。
“我知道。”赵一荻坐下，手指抚过信封边缘，“我只是想让你看看，外面还有人记得你。”
那天下午，警卫接到台北来的例行电话。挂断后，他走到张学良面前：“张先生，总统办公室提醒，不要参与任何公开活动。”
“看见了？”张学良对妻子笑了笑，把信推回茶几中央。
但赵一荻没有收起信。夜里，张学良醒来，看见书房灯亮着。她坐在打字机前，背挺得笔直，正在敲一封信的回绝函。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直到她咳嗽起来。
“去睡吧。”他说。
“马上好。”她没有回头，“我得告诉他们，你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不是不想。”
月底，警卫的监视似乎松了些。有时他会主动下楼买烟，留张学良夫妇单独在公寓里待一刻钟。一次，他甚至带回来一盒赵一荻爱吃的杏仁饼。“太太尝一尝，”他说，“家乡味道。”
张学良捏着烟，在阳台上看着他。警卫抬头，两人目光碰了一下。“赵副官，”张学良问，“你想家吗？”
警卫沉默片刻，说：“职责所在。”
进入第二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让赵一荻住进了医院。警卫开车送他们过去，跑前跑后办手续。夜里，张学良守在病床边，警卫就坐在走廊长椅上。凌晨三点，护士来换药，看见警卫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张全家福照片。
赵一荻退烧那天，窗外阳光很好。她精神好些了，忽然说：“汉卿，我们去海边走走吧。”
警卫驱车带他们去了蒙特雷。海风很大，赵一荻裹紧披肩，张学良扶着她，两人沿着沙滩慢慢走。警卫跟在二十步开外，海鸥在头顶盘旋。
走到一块礁石边，赵一荻停下，从手提袋里取出一个小铁盒，递给张学良。他打开，里面是几十张剪报，全是英文，时间从去年跨越到本月。有人把他出狱的消息写成了短讯，有人猜测他的去向，最近的一篇来自香港报纸，标题是：“张学良获准赴美探病妻，监视如影随形”。
“你从哪里……”他抬头。
“朋友寄的。”赵一荻望着海面，“你看，汉卿，世界没忘记你。”
张学良把铁盒扣上，放回她手里。“三个月快到了。”他说。
“我知道。”
回程车上，赵一荻靠着他睡着了。张学良看着窗外飞逝的公路，忽然对前排的警卫说：“赵副官，回台北后，帮我带句话给总统。”
警卫从后视镜里看他。
“就说，”张学良顿了顿，“说我这三个月，没给他丢人。”
警卫点了点头，目光回到路上。
最后一周，他们没再出门。赵一荻把相册整理好，张学良帮她捆扎。起飞前一晚，警卫拿来一个包裹：“太太，这是总统府托人捎来的，说是给您的药材。”
包裹里是几包上等黄芪，还有一张便签，蒋介石的亲笔，只有四个字：“保重身体。”没有署名。
赵一荻捏着便签，良久，轻轻说了声：“代我谢谢他。”
航班在台北降落时，是雨季的午后。蒋介石没见他，只让副官传话：回来就好，在家休息。
张学良回到北投的住所，推开窗，山间的湿气涌进来。他摸出在旧金山照相馆拍的那张照片——光头，微笑，背后是金门公园的树影。他把照片夹进一本旧《圣经》里，和那张蓝色的批条放在一起。
晚上，他坐在书房，听见远处山道上卫兵换岗的脚步声，规律而清晰。他拿起笔，想写点什么，最终只在一张纸的角落写了两个字：“清了。”
然后他划了根火柴，把纸角点燃，看它蜷曲成灰，落在烟灰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