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学良时隔22年再次见到蒋介石，对蒋介石说：“总统，你老了。”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淡定地说：“你秃了！”
张学良站在会客室的窗边，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冰凉的玻璃。他听到门外脚步声由远及近，深吸了一口气，将长衫的领口理了理。门开了，进来的是刘乙光，还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五点，总统要见你。”
下午五点，房门再次打开。蒋介石走了进来，步子比张学良记忆里慢了许多。张学良几乎是下意识地弹起身，脚跟并拢，挺直了背，喉咙发紧地喊了一声：“委员长。”眼泪毫无预兆地冲了上来，模糊了视线。他用力眨了眨眼，才看清眼前的人：瘦了，头发花白，背有些佝偻。一股复杂的情绪堵在胸口，他听见自己声音沙哑地说：“总统，你老了。”
蒋介石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慢慢下移，落在他光秃的头顶，然后才淡淡地回了一句：“你头秃了。”这句话像块冰扔进水里，打破了凝固的空气，却让张学良心底那一点点模糊的希望，彻底沉了下去。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蒋介石先开口，问了问起居，读了什么书。张学良说在读《论语》。蒋介石点了点头：“好，爱看《论语》是好的，以后还能对党国有贡献。”张学良听着，手指在膝盖上轻轻蜷缩了一下。这话说得太轻，太远，像飘在空中的烟，抓不住。
果然，蒋介石话锋一转，声音沉了下去：“西安的事，对国家损失太大了。”他没有看张学良，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张学良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旧布鞋的鞋尖，什么也没说。他不需要反驳，也无从辩解。这句话就是答案，是横在他与自由之间一堵看不见的、但永远推不倒的墙。接下来的二十分钟，蒋介石再没提“自由”或“解除管束”半个字。他们聊天气，聊无关的时事，直到会面时间结束。
刘乙光再次出现，示意张学良该离开了。张学良站起身，向蒋介石微微鞠了一躬。蒋介石只是摆了摆手，目光已经转向了别处。走出那间屋子，穿过走廊，张学良觉得外面的光线有些刺眼。他摸了摸自己的头顶，光滑，微凉。宋美龄之前答应代家里要点钱用的事，后来果然有了下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定期汇来，让他的手头不再那么拮据。但也仅此而已。
此后几年，他的生活照旧。读书，散步，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见蒋介石那一面，像投入深潭的一颗石子，当时泛起一点涟漪，很快便恢复了绝对的平静。他再没提过任何关于自由的请求。他知道，那句话——“你秃了”——就是全部的回答。它意味着时光流逝，意味着无法挽回的改变，也意味着，有些错误，一旦铸成，就永远失去了被原谅的资格。
1960年代，他的活动范围被允许稍扩大了一些，可以到高雄等地走走。有人来看他，谈起时局，谈起过往，他总是摆摆手，不愿多言。只有当夜深人静，独自面对日记本时，他才会写下几句。“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是我自己要送的。”很多年后，当被人问起最后悔的事，他说的仍是这一句。而1958年秋天那次短暂的会面，在他往后的岁月里，逐渐凝固成一个清晰的标记：从那一天起，他彻底明白了，“以后”是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