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的上海，正处于一场剧烈变局之中。此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周恩来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成为国民党右派重点关注对象。
 
随着国共合作破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上海街头的形势也迅速恶化。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搜捕。
 
就在局势急转直下之前，周恩来仍在上海开展工作。4月11日晚，周恩来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作时，收到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发来的邀请，请他前往师部商谈重要事项。
 
当时不少同志认为，这次会面风险极大，很可能是一场安排好的行动。
 
不过，周恩来还是决定前往。当时的上海，各方力量交织，工人武装、国民党军队以及各类政治势力都在争夺主动权。周恩来希望通过沟通了解情况，也试图寻找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然而，到了宝山路天主堂附近的第二师师部后，情况很快发生变化。随行人员携带的武器被收缴，原本所谓的商谈逐渐偏离方向。到了深夜，外面的枪声传来，周恩来判断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这场会面并不是一次普通谈话，而是一次针对他的控制行动。
 
这一次危机中，周恩来得到了一次关键帮助。当时，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参与了营救，赵舒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与周恩来有师生关系，由于赵舒出面交涉，周恩来暂时摆脱了第一次危险。
 
但离开之后，危险并没有结束。当时上海已经进入大规模搜捕阶段，原来的工作地点无法继续停留。周恩来随后转移到浦东地区，希望寻找新的安全地点。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搜查范围不断扩大。很快，周恩来再次被发现，并被带到国民党军队驻地。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人，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七团团长鲍靖中。
 
鲍靖中出生于广东大埔，曾就读黄埔军校第四期。鲍靖中正是其中之一。当鲍靖中见到被关押的周恩来时，他认出了这位曾经在黄埔课堂上讲课的老师。
 
 
这一次相遇，双方身份已经发生变化。曾经的师生，如今分处不同阵营，周恩来成为被追捕对象，而鲍靖中则是负责看管他的国民党军官。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鲍靖中没有按照当时的命令继续处理，而是选择帮助周恩来脱险。他先安排周恩来避开看守人员，随后找来军服，让周恩来改变身份，以便离开控制区域。
 
就在转移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黄埔时期另一位与周恩来有师生关系的军官酆悌来到现场。当时鲍靖中等人正在安排周恩来离开，面对突然出现的检查人员，整个行动存在暴露风险。
 
相关资料记载，酆悌到达后，并没有立即揭破情况，而是询问了一些关于清共行动的问题，随后离开现场，为周恩来的转移争取了时间。
 
之后，鲍靖中带着已经改变身份的周恩来离开。一路上，他们需要面对多处检查。凭借鲍靖中的军官身份，周恩来最终成功通过关卡，并被护送到安全地点。
 
这次脱险，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具有重要意义。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极其困难的阶段，上海“四一二”政变后，许多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周恩来能够继续开展工作，后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等重要革命活动，与这段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而鲍靖中的选择，也成为这段历史中的特殊一页。从黄埔课堂上的师生关系，到上海危局中的生死相助，两人的身份随着时代变化发生改变，但过去的师生情谊在关键时刻产生了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并没有忘记这段经历。据相关资料记载，1950年代，周恩来曾关注鲍靖中的情况。1956年，周恩来陪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期间，与鲍靖中重新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