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有可能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对华态度最友好的，虽然他也“反华”，但特朗普毕竟商人出身，注重利益，“贸易战”和“科技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妥协，这份圆滑是拜登、奥巴马所没有的。
 
沿着特朗普两届任期的经贸轨迹往下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他出手时经常很重，可一旦继续加码不再划算，谈判桌很快又会摆出来。
 
2018年以后，美国301关税连续落地，2019年5月15日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特朗普第一届任期对中国施加的经贸和科技压力并不小。
 
但事情并没有一路滑向完全脱钩。2019年12月13日，中美宣布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15日正式签署协议，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扩大贸易以及争端解决机制都被装进了一份可以执行、可以继续谈的文本里。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至今仍把这份协议列为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文件。这里就能看出特朗普政策里很鲜明的一面，关税不只是限制手段，也承担谈判工具的功能。
 
压力能换到条件，就继续使用；如果市场、企业和供应链承受的成本开始超过预期，政策又可能重新调整。
 
 
第二届任期把这一特点展现得更加直接。2025年春天，中美关税再度急剧升级，可仅仅过了一段时间，双方就在日内瓦重新谈判。2025年5月12日公布的联合声明写得相当具体，美国同意暂停此前新增关税中的24个百分点90天，同时取消4月8日和4月9日进一步追加的部分税率，并保留10个百分点。
 
科技领域也出现了类似操作。美国对中国先进芯片的限制并没有消失，可到了2026年1月13日，美国商务部修改许可审查政策，英伟达H200、AMD MI325X以及部分同等级芯片，在满足相关条件后可以按照逐案方式审查出口。
 
美国商务部文件还明确说明，该政策承接特朗普2025年12月8日公布的相关安排。对比此前不断收紧的出口规则，这至少说明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把所有高端芯片都处理成永远不能谈的禁区。
 
到了2026年，交易色彩甚至变得更加清楚。2026年5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特朗普访华后的经贸安排，其中提到建立中美贸易委员会，把重点放在非敏感商品贸易上，并推动农产品、飞机、能源、医疗设备等领域继续开展商业往来。
 
 
到了2026年9月9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表示，美方正同中国寻找一批能够正常开展进出口的非敏感商品，希望形成更加平衡的贸易。
 
相关表述距离现在只有两天。几个时间节点连起来以后，特朗普的路数已经很清晰。他当然会压中国，也会保护美国企业和产业，可他的很多政策并不是关上门以后再把钥匙扔掉，而是边施压边计算交换条件。
 
拜登时期的办法明显不同。2024年5月14日，美国决定继续保留特朗普时期的大量301关税，并进一步提高部分所谓战略产品税率，电动汽车税率提高至100%，半导体税率安排提高至50%。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公开提出“投资、协同、竞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联合盟友共同推进对华竞争。特朗普更习惯直接谈价格，拜登则更强调把竞争嵌进产业政策、盟友关系和长期规则之中。
 
 
再往前看，奥巴马的政策同样带有浓厚的规则设计思路。2015年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白宫公开提出，要由美国来制定亚太贸易规则，而不能让中国掌握规则制定权。
 
那是一套通过贸易规则和地区伙伴关系长期塑造竞争环境的办法，与特朗普频繁使用关税、谈判、让步再加码的方式并不相同。所以特朗普身上那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
 
他可以发动猛烈的贸易战，也可以在几个月后重新谈降税；可以维持科技限制，也能给符合美国商业利益的芯片重新打开许可窗口。到了2026年9月，中美经贸关系依旧有摩擦，可谈判、采购、市场准入和非敏感商品贸易仍在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