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接受专访，称自己在经济上已经转变为一个“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凭借《历史的终结？》成为冷战结束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当时他认为，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虽然未必令人激情澎湃，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唯一真正可行的政治经济制度。
三十多年后，福山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基本判断，但他的政治立场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近日，福山接受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记者布兰登·斯科特（Brendan Scott）专访，系统谈论了自己从新保守主义阵营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美国右翼转向特朗普主义、民主党失去工人阶层，以及美国国家能力衰退等问题。
这位曾在里根政府任职、长期被视为新保守主义阵营知识分子的学者，在接受《雅各宾》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在经济问题上，他更愿意把自己称为一个“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福山对这一立场的解释并不复杂：社会需要市场经济，但市场必须受到适当监管，同时必须存在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否则政治制度很难长期保持稳定。
在他看来，这实际上就是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几十年间相对成功的制度组合，而过去数十年逐渐偏离这一模式，正是美国政治越来越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不过，根据福山在专访中的表述，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他依然相信市场经济，也仍然把自己视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只是在经济政策上接受更强的政府作用和再分配。
在文化问题上，他甚至承认自己仍然比较保守，尤其对近年来兴起的身份政治始终持强烈怀疑态度。
福山政治立场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右翼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
谈到自己的思想经历时，他向《雅各宾》回顾说，自己年轻时受到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艾伦·布鲁姆等人的影响。那一代保守派关注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以及人是否仍然能够通过理性讨论正义、善恶和幸福等基本问题。
但在福山看来，今天一部分自称继承施特劳斯传统的美国右翼，已经走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正如他在专访中提到的，以克莱蒙特研究所周围的一批思想人物为例，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甚至特朗普主义。
一些人试图把特朗普包装成一个拥有完整政治哲学的领导人，为特朗普主义建立一套复杂的理论体系。
福山对此非常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特朗普主义根本不存在一套稳定而连贯的思想体系。彼得·蒂尔、万斯以及其他右翼知识分子近年来不断尝试用哲学、民族主义乃至神学语言解释特朗普，但福山认为，这些理论经常是在特朗普已经采取行动以后，再为他的行为寻找思想依据。
这一判断也是他在接受《雅各宾》采访时反复强调的重点之一。
真正理解特朗普，福山认为，与其研究所谓“特朗普主义”，不如研究特朗普本人。
这也让他重新使用了自己三十多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thumos，也就是人要求得到承认、尊重和地位的心理冲动。
福山在专访中再次联系到《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论述：即使一个社会已经富裕、和平、稳定，人仍然可能因为无法满足这种对承认和尊严的需要而反抗现有秩序。
今天，他认为特朗普就是这种力量的一个极端例子。受到羞辱、遭到轻视以及证明自己拥有力量的欲望，在福山看来，是解释特朗普许多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
换言之，特朗普政治的核心未必是一套完整的政策哲学，而可能更多是一种围绕个人尊严、地位和支配力展开的政治表演。
但福山并没有因此把美国当前的问题全部归咎于右翼。相反，他在接受《雅各宾》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党自己也为特朗普崛起创造了条件。
美国民主党过去曾经拥有庞大的工人阶层基础，但从20世纪末开始，党内精英越来越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与传统工人阶层之间不仅经济利益出现距离，在文化语言和价值观上也越来越陌生。
自由贸易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问题。福山在专访中谈到，民主党曾积极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支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大量制造业就业随后消失，而许多受到冲击的工业地区没有得到足够补偿。他认为，这些地区后来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之一，并非偶然。
与此同时，民主党的政治重心逐渐转向身份政治。根据福山在采访中的分析，党内形成了大量围绕种族、移民、环境、性别和其他身份议题组织起来的利益群体。
福山认为，民主党领导层长期缺乏能力告诉这些群体，政治必须存在优先顺序，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结果是，民主党越来越难建立一个能够跨越不同身份、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多数联盟。
福山的这一判断，与他在其他著作和文章中对“身份政治”的批评相互呼应，但在《雅各宾》专访中，他把这一问题更直接地放在了民主党选民结构和特朗普崛起的背景下讨论。
在这一点上，福山明显更接近伯尼·桑德斯所代表的路线。他认为，美国左翼长期存在两股力量，一股更强调收入、财富和阶级不平等，另一股更强调身份政治。
如今部分进步派重新把注意力转向住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平等，在他看来是一个积极变化。
不过，福山对国家本身的态度，可能是这次专访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
为海外华人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分析。更多内容与即时更新，可以在 Bluesky、Telegram、X 、reddit搜索「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直接搜索「caus.com」。
他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左右两翼最终从不同方向走到了同一个地方：都越来越不相信政府。这一判断是福山在采访中对美国政治史所作的概括。
右翼长期把政府视为自由和市场的敌人，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部分左翼也开始认为政府已经被大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控制，因此需要通过诉讼、监管和复杂程序不断限制政府的行动能力。
福山并不否认这些限制有其正当理由。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以及防止腐败当然需要规则。但正如他在《雅各宾》采访中所说，几十年累积下来，美国政府越来越难建设住房、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一个审批程序可能需要数年，公共采购也可能被数百页规定束缚。
福山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问题。
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答案同样危险。右翼把问题解释成整个职业公务员体系已经被自由派控制，因此试图削弱专业官僚制度、扩大总统对政府人员的直接控制。
在福山看来，这实际上可能把美国重新带回19世纪的“分赃制”：政府职位根据政治忠诚分配，而不是根据专业能力任命。
现代国家不可能这样运转。
正如福山在专访中举出的例子，公共卫生系统需要医学专家，央行需要经济学家，航空管理需要工程师和专业监管人员。政府体系可能僵化，规则可能过多，公务员制度也需要改革，但解决办法不能是摧毁专业能力本身。
因此，福山赞同近年来美国自由派内部出现的“丰裕主义”思潮中的一部分主张：重新让政府拥有建设东西的能力。无论是住房、电网、公共交通还是新能源，单靠基层运动和市场都无法完成，国家必须重新成为能够真正执行政策的力量。
但从福山在《雅各宾》采访中的表述来看，他的主张并不是简单地扩大政府，而是寻找一个中间位置：既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监管障碍，又保留法治、专业公务员制度以及环境和劳动保护。
同样的警告也适用于总统权力。
特朗普大幅扩张行政权以后，未来如果民主党重新掌权，进步派同样可能产生一种诱惑：既然国会和法院阻碍改革，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利用特朗普留下来的强大行政权推进自己的政策？
福山认为，这是一个危险陷阱。
制衡制度确实会让政府行动缓慢，也会妨碍进步派实现部分政策目标，但它同时也是阻止威权统治的机制。如果左翼因为自己的政策目标是正确的，就接受无限扩大的总统权力，那么下一位特朗普同样可以利用这些权力。
在福山看来，美国政治真正需要恢复的，并不是一个更强大的左翼总统或者右翼总统，而是一个既有行动能力、又受到法律约束的国家。这也是他在接受《雅各宾》采访时对“国家能力”问题的核心判断。
为海外华人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分析。更多内容与即时更新，可以在 Bluesky、Telegram、X 、reddit搜索「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直接搜索「caus.com」。
这或许也是他三十多年思想变化中最明显的一点。
写下《历史的终结》时，福山关注的是自由民主战胜共产主义以后还会面临什么挑战。
今天，根据他在《雅各宾》专访中的解释，他关注的问题已经变成：自由民主社会能否重新证明自己有能力解决住房、收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些普通人的实际问题。
如果做不到，政治最终仍然会回到愤怒、身份、民族主义和对强人政治的渴望。
福山仍然相信自由民主，但如今他越来越强调，仅仅拥有选举、市场和法律制度并不够。一个制度还必须让多数人感到它能够工作。这一结论既来自他对特朗普主义的分析，也来自他对民主党转型、美国官僚体系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经验的重新评价。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位曾经与美国新保守主义密切相关的“历史终结论”作者，最终把自己的经济立场定位在了社会民主主义一边。
但从这次接受《雅各宾》记者布兰登·斯科特专访所呈现出的完整观点来看，福山并不是简单地从右翼转向左翼，而是在继续坚持自由民主基本信念的同时，重新思考市场、国家能力、社会平等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