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9日，卫立煌抵达西安。此时距离他访问延安只有两天，一项很快执行的军需安排，也把他与八路军在抗战初期的合作留在了史料之中。
 
按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公开资料记载，卫立煌向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下达手谕，要求拨给第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此后，他又安排拨出180箱牛肉罐头。与这些物资一同运送的，还有52部电话、3个师的夏装以及一批医疗药品。单看数字，就知道这不是零星补充。
 
100万发步枪弹和25万枚手榴弹都是能够直接投入前线的大宗消耗物资。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按照全国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此后“八路军”仍作为习惯称呼继续使用。
 
抗战初期，八路军主力进入山西作战，随着作战范围扩大，弹药、通信器材、服装和药品都需要持续补充。卫立煌为什么愿意批出这么一批东西，还得往前翻几个月。
 
1938年1月31日，农历春节，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前往八路军总部拜访朱德。这次会面有明确史料记载。此后，赵荣声等人进入卫立煌部从事工作，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还组织了战地工作团。
 
卫立煌与八路军之间的联系，因此不只停留在战区层面的公文往来，而是逐渐增加了实际接触。当时山西战局很紧。1938年2月，日军向临汾北部韩信岭地区发动进攻，卫立煌率部阻击。
 
按照党史资料记载，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部率第三四三旅向灵石、孝义一带行动，侧击进犯日军，牵制敌军力量，对正面作战形成配合。也正是在这种一次次共同对日作战中，双方对彼此的作战能力有了更加直接的了解。
 
到了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途经陕北抵达延安。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历史资料中，至今留有当天卫立煌在延安的合影，日期明确标注为1938年4月17日。
 
 
卫立煌一行在延安与中共方面进行交流，并参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刊载的相关史料记载，双方谈到了抗战形势、山西战局和国共合作等问题。
 
4月18日，卫立煌离开延安，4月19日到达西安以后，那张拨发军需物资的手谕很快下达。与步枪弹一起出现的25万枚手榴弹，属于步兵近距离作战中大量消耗的武器；52部电话解决的是部队之间的联络问题；医疗药品关系到伤员救治；3个师的夏装则属于部队保障。
 
把这些东西摆在一起看，卫立煌批准的实际上是一批包含弹药、通信、医疗、被装和食品在内的综合军需。人民网党史频道保存的资料还有一个细节，当负责人员看到100万发步枪弹和25万枚手榴弹的数量后，一度因为数额较大而有所顾虑，卫立煌仍要求按照命令拨发。
 
随后，相关军需由西安运往八路军方面。这样的合作放回1938年的战场，更容易看清它的分量。当时中国抗战进入极为艰难的阶段，华北大片地区已经落入日军之手。
 
正面战场需要持续阻击，敌后战场也需要不断牵制和打击日军。在山西战场上，国民党军与八路军虽然有各自的指挥体系，却曾经出现过相互策应、共同抗击日军的实际行动。
 
卫立煌批准向八路军拨发军需，就是这种合作中十分具体的一笔。所以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抗战时期卫立煌给八路军的支援到底有多少？
 
目前权威党史资料中记载最清楚的一次，是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同时还有180箱牛肉罐头、52部电话、3个师的夏装以及一批医疗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