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哉，满门的教书匠！
在江汉平原的核心地带，那片被水网与稻香缠裹的土地上，我的家族往事像一条缓淌的河，静静流了近百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我——这个寻常农家的第四个儿子——接到重点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乡邻间慢慢传开了“四个四”的说法。这不单单是关于我，更是关乎一个家族在时代浪潮里，如何以书香作舟、以讲台为岸的漫漫前行。
我曾祖是清末的秀才。光绪帝废科举、兴学堂，他错失了参加乡试的机会，据说为此大哭了一场。那泪水里，藏着旧时代文人最后的倔强，也藏着对命运无声的抗辩。哭过之后，他开馆教起私塾，凭一方砚台、几卷旧书，撑住了家族最初的文脉。那时大清平定洪杨之乱，同治中兴的余温未消，洋务运动又吹来新气，曾祖一边教书，一边经营米生意，竟也攒下一份家业，把草屋换成了十六间大瓦屋。这便是“四个四”里的第二项——四重宅院。后来土改，爷爷被评定为开明绅士，虽说曾有三十多亩地，却因“为新四军出力”，只被划成中农，家产得以留存。
祖父读完十年长学，考上了湖北农学堂畜牧专业，那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奈何军阀混战，武汉早已摆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再加上学费难以为继，他只能肄业返乡，重握教鞭，又做起了米生意。抗战时期，日军、汪伪、国民党敌后游击队与新四军五师在故乡来回拉锯，我家曾当过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学兵营的驻地，荆门沦陷后，又成了国民党后方游击队的指挥部。他们占着后八间，前八间便常有新四军悄悄落脚。祖父心里透亮，嘴上虚与周旋，暗地里却为新四军侦察参谋尹朝贵递送情报与粮秣。尹朝贵后来历任家乡的区长、县委书记，直至荆州地区副书记、专员，对我们家多有照料。
父亲念书时正赶上荆门沦陷，他独自前往鄂西恩施国统区求学。读完大学预科，抗战胜利，可他身为独子，没法参加新四军，又因家境拮据，没能继续深造。整个解放战争阶段，他都在老家务农耕作，等候时机。解放后，他走出乡野，站上讲台，一步步成长为教育管理战线的行政干部。
受父亲的熏陶，我们四个儿子都成了教师。那些年，教师地位不高，薪水微薄，我们原本有不少改行的机遇，却都坚守了下来。如今，大哥七十五岁，退休已有十余年；我排行老四，也退休三年，过着恬淡安稳的晚年生活。
总有人问：一辈子站在讲台上，不觉得亏吗？我总笑着摆手。教室里飘着的粉笔灰，太像江汉平原上掠过的芦花，轻盈却绵长。一个家族的百年，四代人的诵读声，从私塾到学堂，从乡野到城镇，变的是世事，不变的是那一方黑板前的伫立。快哉，教书匠——乐在能望着种子破土，乐在能守着灯火传续，乐在这寻常日子里，有一份足以托付一生的踏实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