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纸任命从北京直落广东，把一个偏远县的县委书记推上了省委书记的位置。
 

1975年这件事，放到现在看都挺吓人。
 
郭荣昌那年42岁，在罗定当县委书记没多久，突然接到调动通知，直接去广州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别按现在的省委书记理解，那会儿广东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委书记更靠近后来的省委常委、副书记这一层，但从一个县的一把手跳到省里进班子，跨度依然大得离谱。
 
很多人后来管这叫坐直升飞机，郭荣昌自己晚年也承认，升得确实太突兀，突兀到他一开始都没完全反应过来。
 
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潮阳人，1933年生，早年在香港南方学院、广州南方大学读过书，1951年参加工作，先从土改复查、区里文教助理干起，到四会县农村部、公社、县委，再转到罗定。
 
1969年以后他任罗定县委副书记、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同时是肇庆地委常委。
 
罗定那地方靠天吃饭的毛病很重，旱起来田裂口子，他当书记时把水利放在前面，带着人琢磨引水、修渠、搞灌区，目的很土：别让农民一年到头白忙。
 
后来外界一提郭荣昌，常想到长岗坡渡槽这类引水工程。

但1975年提拔前他最被看重的，不是某一项工程多轰动，而是长期在县里摸农业、摸基层，知道下面缺什么、上面文件到了田间会卡在哪。
 
1975年为什么敢这么用年轻人。

邓小平当时再次出来主持工作，各方面都在整顿，省市班子也面临怎么稳定、怎么把懂行的人补进去的问题。
 
广东这边后来推荐年轻基层干部，传闻里列了三个县委书记候选人，海南文昌的、湛江遂溪的、罗定郭荣昌，最后定了郭荣昌。
 
他资历不算老，但胜在没那么多包袱，在县里干实务，农业、水利、群众工作都碰过，属于那种能直接拉到省里顶事的人。
 
1975年后他任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后面还兼过肇庆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再兼地委书记，等于省里、地里两头担。
 
我看当年这种用法，不只是破格两个字，而是特殊年份要找既听指挥、又不被各种派性缠死的人。
 
郭荣昌后来分管过农业、农村，也接触文教宣传类工作，压力不小。
 
宣传文教那几年最敏感，造反派想往高校和科研机构塞人、搅局，省里要有人顶着。
 
媒体报道过华农搬迁的风波，说是有人想借势把学校往农村搬，郭荣昌那边用经费、预算、程序往外挡，最后没搬成。
 
这类事没法和人拍桌子争高低，只能按政策、按钱、按步骤拖住，既执行上级意图，又不让混乱扩大。
 
他后来被人叫和尚头，不是真光头，而是说没辫子可抓、没老账可翻，年轻人干敏感活反而少负担。 
 
到了省里，他没把自己当空降大员。
 
官方履历后面写得很平，跑农业、跑县区、搞调研，推动粮食高产示范、乡镇企业、山区开发，还参与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那类长期活。
 
他不是只坐在广州批文件，后来分管农业时把全省很多县和乡镇走了一遍，看水、看田、看林、看农民怎么卖东西。
 
改革开放起来以后，广东靠港澳、靠侨乡，深圳珠海汕头特区、珠三角外向型经济他都很上心，思路不保守，愿意把外面资金、技术、市场接进来。
 
一个人从罗定田埂走到省里，再回头看全省，最值钱的就是不把基层当材料上的数字。
 
哪块地缺水、哪个县交通卡住、哪条村因为一项政策活起来，他脑子里有现场感。
 
这类干部最怕两种变形，一种是上来就学官腔，把县里那点实话全丢了，另一种是硬逞能，省里事还没摸清就乱拍板。
 
郭荣昌的路数比较笨，也比较好用，先调研，再试点，能推广再推广。
 
1983年他去中央党校学习，1985年回广东任省委副书记，后来到省政协当主席，做统战、侨务、提案、专题协商，把早年跟市县、跟农民打交道的经验换了个平台继续用。
 
2008年9月在广州去世，76岁。
 
现在回头看1975年那道调令，不只是一个人升得快，而是那个转折年份需要有人从县里直接把务实带进省里。
 
官僚系统最容易一层层把真实情况磨掉，郭荣昌这种县里来、省里干、还肯回地里的干部，恰恰补的是这个漏洞。
 
说到底，破格不可怕，可怕的是破格以后飘了。
 
他这辈子最稳的地方，是无论位置多高，谈的仍是水、粮、林、民、侨、特区，不玩虚词。
 
一个42岁的县委书记走进省委大院，几十年后被人记住的，不是突然两个字，而是他后来没把突然当成特权，反倒把突然带来的责任一直扛到基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