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至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四十余年间美国联邦债务从不足一万亿美元膨胀至近28万亿美元，后续继续抬升这一结果是客观时代条件叠加多届政府主观国策失误共同造就的。客观层面：婴儿潮世代逐步步入退休周期，社保、联邦医保属于法定强制支出，不需要国会每年审批，人口结构变化持续抬高刚性财政开销，削减这类福利会触发巨大社会阻力，两党都很难落地改革。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外移，国内税基增长放缓，叠加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海外资本持续愿意购入美债，客观上给美国持续举债提供了融资环境，弱化了市场对财政失衡的即时约束。金融危机、新冠疫情这类突发公共事件，迫使政府出台大规模救市与纾困方案，这类应急支出客观上推高债务存量，危机冲击带来经济下行，税收收入同步收缩，进一步放大财政缺口。

主观国策失误始于里根政府，里根信奉供给学派理论，推行大规模减税，同时并未压缩政府开支，反而加码冷战军备投入，寄希望减税拉动经济实现税收自动增长，现实却造成巨额年度财政赤字，国债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把赤字财政由特殊状态转变为常态化模式，这套减税叙事也被之后共和党延续照搬 。老布什延续财政扩张惯性，海湾战争带来额外军费负担，赤字继续延续。克林顿时期借助互联网繁荣实现财政盈余，但积累下的财政缓冲，被小布什政府快速消耗。小布什上台后实施两轮大规模减税，重点向高收入群体与资本让利，直接压缩联邦财政收入；九一一事件之后同时开启阿富汗、伊拉克两场大规模海外战争，战时没有采取历史上常见的加税举措，一边减税一边大规模对外用兵，战争直接与衍生成本数万亿美元，债务本金永久留存。2008次贷危机爆发，又推出巨额金融救市计划，任期内联邦债务近乎翻倍，克林顿时代的财政盈余彻底消失。

奥巴马接手金融危机烂摊子，不得不延续救市与经济刺激政策，避免经济深度萧条，属于被动应对，但主观层面的失误在于，在经济逐步复苏之后，没有抓住窗口期推进财政收缩，任由危机催生的高额赤字长期延续。婴儿潮大规模退休进一步推高社保医保支出，医改扩大医保覆盖范围，进一步抬升医疗财政负担，受制于两党政治博弈，加税、福利改革法案均难以落地，债务持续扩张，八年新增债务规模接近9.3万亿美元。

特朗普第一任期，在经济景气的和平周期出台大规模减税法案，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率，减免资本、遗产相关税负，减税政策带来的经济增益未能弥补财政收入缺口，景气阶段赤字不降反升。军费继续维持高位，没有对刚性福利做实质性削减。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出台多轮大额居民、企业纾困计划，巨额临时支出让债务加速上涨，四年之内债务从接近20万亿飙升至27.8万亿美元。

除总统行政层面，美国国会选举制度带来系统性政策偏向，减税、增加福利可以换取选民支持，加税、削减福利会造成选票损失，两党都回避财政改革的痛苦选项。债务上限反复上调，只延后债务矛盾，不从根源上化解收支失衡。债务滚存产生的利息不断扩大财政支出，利率上行阶段，借新债偿还旧债本息，形成债务自我放大的循环，每一届政府的政策叠加在一起，最终造就债务规模的持续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