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有马哲夫近日发文，试图把日本遭核弹攻击的责任推卸给苏联。他声称：如果苏联没有违反雅尔塔协定、没有迅速扩大在亚洲的势力，日本就不会挨原子弹。他还强调，这已经是美国近年来逐渐接受的观点。原子弹的投下，并非迫使日本投降所必需，而更像是为了威慑战后苏。

一场81年前的战争，为何到了2026年9月又被重新翻出来？原因并不只在历史本身。
9月5日，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有马哲夫在社交平台再次谈到广岛、长崎原子弹问题，声称苏联如果没有破坏雅尔塔安排并向亚洲扩张，美国就未必会向日本使用核武器，最后甚至把部分“原爆责任”算到了苏联头上。早稻田大学7月更新的研究者资料显示，有马目前确为该校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名誉教授。
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在讲一个完整的因果链：苏联扩张，美国担忧，于是美国投弹，日本遭殃。但把1945年的档案真正摊开，就会发现里面混进了三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雅尔塔约定、日苏中立条约，以及美国为什么决定使用原子弹。
三件事如果揉成一团，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先说最容易核实的雅尔塔，1945年2月11日形成的对日秘密协议明确约定，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两至三个月”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
美国国务院保存的原始外交文件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公布的文本对此记载一致。也就是说，苏联参战本身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计划，而是美英苏事先谈好的安排。
到了5月28日，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会谈时，把日期说得更具体：苏军大体可以在8月8日前完成准备。这份谈话记录如今仍保存在美国国务院档案中。
真正的8月时间线尤其不能写错。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并宣布从次日起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零时过后，苏军开始向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发起大规模进攻。
当天11时02分，美国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准确顺序应当是“广岛—苏联宣战并出兵—长崎”，绝不是“美国两颗原子弹都扔完以后苏军才参战”。
因此，如果只讨论“苏联是否按照雅尔塔规定的时间参战”，把8月9日的行动说成违反雅尔塔，很难得到文件支持。德国在5月初投降，苏联在8月上旬参战，基本就在“两至三个月”这个约定窗口内。
但这不等于苏联当时不存在条约争议。真正有争议的是1941年的《日苏中立条约》。
条约第三条规定有效期五年，苏联在1945年4月通知日本不再续约，可按条文字面理解，有效期仍应延续到1946年4月。因此，日本方面长期把苏联8月参战视作违反中立条约。

这里谈的是“日苏中立条约”，不是“雅尔塔协定”，两者不能偷换。至于“原子弹究竟是不是为了逼日本投降所必需”，事情就复杂得多。
美国自己战后组织的战略轰炸调查团曾得出一个非常著名、同时也一直存在争议的判断：即使没有原子弹、没有苏联参战，也很可能在1945年11月1日前迫使日本投降。这份结论后来成为反对“原爆绝对必要论”的重要依据，但后续不少学者也质疑它使用证词和反事实推演的方法。
有马提到的加尔·阿尔佩罗维茨也不是近几年才提出这种观点。早在1965年，他就在《原子外交》中系统提出：美国使用核武器不仅考虑结束对日战争，也希望借核垄断提高战后与苏联谈判的筹码。
六十多年过去，这一解释早已是美国史学界争论中的重要一派，而不是最近突然出现的新发现。更关键的一点是，美国国务院自己的历史资料如今也承认，一部分美国决策者确实希望核武器展示出的毁灭性力量能够迫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问题上有所退让。
但同一份资料紧接着强调，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这种“原子外交”因素究竟有多重要，另一批学者认为杜鲁门主要还是希望尽快取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以，“美国考虑过用原子弹震慑苏联”可以有档案依据，“美国学界讨论原爆并非军事上绝对必要”也并非虚构；问题出在下一步。
如果因为美国想牵制苏联，就得出“苏联应该为美国投下原子弹负责”，责任链已经被换了概念。核武器由哪个国家研制、哪个政府批准使用、哪支军队投下，是确定的历史事实；投弹者同时想向第三方传递什么战略信号，则属于动机分析。

而2026年的现实背景也让这场旧争论多了一层味道，就在有马发文前几天，俄日关系再次因领土和战争历史问题升温。9月2日，普京公开把当前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归于日本，此前他在8月访问了俄方控制、日本声索的择捉岛。
历史记忆重新进入现实外交舆论场，已经不只是书斋里的讨论。也正因为如此，当天再谈1945年，更需要把“史实”和“当代叙事”分开。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当然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之后在远东的军事行动也存在复杂的领土与利益计算；美国希望利用核优势影响战后力量格局，同样有文件可以讨论。但这些事实不能互相抵消，更不能把谁实际使用了核武器这一最基础的问题处理得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