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顾准率领的南下接管干部进驻旧上海市财政局，出发前，众人早已做好攻坚准备。彼时国民党溃败之际，严令各地销毁公务档案、转移公有资产，全国多地接管工作阻碍重重，干部们已然预判，迎接他们的大概率是残破的账册与消极的抵抗。
真正棘手的地方，不在财政局大门，而在门后那些账。上海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税收、银行、仓储、地产彼此牵连。账册一旦毁掉，公款去了哪里、税从哪里收、哪些资产属于市府，都会变成糊涂账。对接管干部来说，这比换一块牌子难得多。
顾准并非毫无准备地进上海。1949年2月，华东方面抽调近两千名财经干部，组成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顾准任总队长。南下后，干部集中到丹阳研究上海情况。地下党送出的机构、企业和仓储资料，加上专门编印的《上海概况》等材料，让他们进城前已经有了一张较清楚的“底图”。
可真到财政局，还是出现了意外。没有成堆烧毁的纸灰，也没有被翻乱的档案柜。许多账册、税务资料、房产材料和机关财物保存了下来，工作人员也在等待交接。这里不是无人保护，而是在最后几天里，有人一直压着局面，不让财政系统彻底散掉。
站在顾准面前的旧财政局长叫汪维恒。1896年，他出生于浙江诸暨，受过军需专业训练，后来长期在国民党军需、联勤系统任职。1948年，他又被派往台湾地区，担任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单看这份履历，很难把他和地下党员联系起来。
汪维恒的另一重身份，却从1924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他经张秋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波地区早期党员之一。1925年，根据组织安排，他跨党加入国民党。1928年前后，浙江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他利用军需学校经历进入国民党军需系统，把公开身份和真实身份彻底分开。
这场潜伏并不轻松。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随时可以接头的人，也没有能够随身证明身份的证件。1938年前后重新接上关系后，军队调动、后勤储备、运输补给等信息，成为他能够接触并传出的重点。
1943年，他曾赴重庆汇报西北方向的军事和后勤情况。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需体系。这个位置看着远离前线，实际却很关键：部队要行动，粮食、车辆、弹药往往先动，后勤变化常常比战场消息更早暴露意图。
1949年春，汪维恒接到撤离台湾地区的通知，4月先行返回上海，5月初家人也回到上海。回沪后，他出任旧上海市财政局长。此时上海战役已近，摆在他面前的事情，也从搜集情报变成怎样把财政家底尽量留下。
财政局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现款。征税依据、土地房屋资料、历年账册、财产清册，任何一块缺失都会影响后续管理。汪维恒家属后来回忆，当时有人主张焚毁市府档案和账册，他通过陈良等人劝阻，最终旧市府要求各单位保存财物账册、造册备查，一套记录市区房屋情况的征收房捐依据图也被重点保护。
所以，5月27日顾准进财政局时，看到的不是一个完全瘫痪的机关。当然，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并非汪维恒一人的功劳。上海地下党此前已经组织护厂、护校、护机关，旧市府最后阶段也开始安排档案、印信和财产移交。财政局的顺利接管，是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真正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交接过程中。汪维恒提出和顾准单独谈。进了办公室，他才说明自己1924年已经入党。顾准面对这位五十多岁、带着国民党少将履历的旧财政局长，一时难以判断，随即联系潘汉年核实。身份确认后，门外的正式交接仍按程序继续。
门外看到的是旧财政局长向军管会移交，门内完成的却是一个长期潜伏人员重新恢复组织联系。随后，汪维恒还把从台湾地区带回的有关情况交给有关方面。到这一步，他在国民党军需系统二十多年的隐蔽生涯，才算真正结束。
上海接下来面对的，是怎样尽快让财政运转起来。接管初期采取“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办法，能继续使用的人员、账册和征税办法先维持，再逐步调整。到1949年8月，上海市财政已经能够做到当月收支相抵，10月开始向中央财政上缴资金。
汪维恒后来先后在上海直接税务、地政和房地产管理部门任职。过去他熟悉军需和财政，新上海成立后，工作转向税收、土地和房屋管理。
但他的党籍问题并没有马上解决。早年地下工作多次中断，能够证明1920年代经历的人和材料有限。1971年1月30日，汪维恒去世。1979年，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为他恢复名誉。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
我认为，这段历史真正有分量的地方，不只是“旧财政局长原来是地下党员”这样的传奇感。更重要的是，在一座超大城市政权转换的节点上，账没有断，档案没有散，财政机构能够很快重新运转。战场上的胜负决定城市归属，而账本、印章、清册和留守人员，决定一座城市能不能真正接得住、转得动。汪维恒留下的意义，也恰恰藏在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却影响城市运行的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