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从铁路局工务段退休，把三个侄子从老家农村接出来，塞进了段里不同的工区。大的那个我找车间主任喝了两顿酒，安排在线路工区，老二托了段工会的老伙计，分到了桥隧车间，老三安排得最费周折。

昨晚翻出那张泛黄的合影，三个侄子站在工区门口，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笑得跟捡了金元宝似的。二十年了，照片上的人现在一个在省城买了房，一个在县城开了超市，最小的那个去年也提了工长。可当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心里真没底——这步棋到底走对没走对，说实话，那会儿我也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我是2003年春天办完退休手续的。在工务段干了整整三十八年，从扛洋镐的毛头小子干到工长，再到段里调度室。退休那天，段里给开了个欢送会，茶杯一端，人散茶凉。可我心里搁着一件大事，比退休这件事大得多——老家大哥二哥的三个儿子，都在村里闲着。

那时候老家啥光景？地里刨食，一年到头攒不下两千块钱。三个侄子，老大二十出头，老二老三十八九，正是能吃饭不能挣钱的年纪。村里年轻人都往南方跑，电子厂、服装厂，一个月五六百块，但那是吃青春饭的，过了三十五就没人要了。我看着他们仨蹲在村口槐树下抽烟的样子，跟当年我爹蹲在地头看天的眼神一模一样。

我干了三十八年铁路，心里清楚一件事：这行当苦是苦，可它稳当。刮风下雨有活干，旱涝保收有工资，老了有退休金。更重要的是，那年月铁路是个正经单位，虽然不如电力烟草那么肥，但在老百姓眼里，穿上那身黄马甲，就等于端上了公家的碗。

大侄子最好安排。线路工区正缺人，车间主任老赵跟我一个锅里搅过马勺，我提着两瓶酒去了他家。没提安排工作的事，就是叙旧。喝到第二顿，老赵自己开口了：“老哥，你那个大侄子，叫来试试吧。先说好，从临时工干起，干得好再说。”我赶紧接话：“那是那是，不给你添乱，孩子要是吃不了苦，他自己就跑了。”大侄子去了，扛枕木、换钢轨，干得浑身泥浆。头个月回家，手上全是血泡，他娘看了直掉眼泪。我说：“哭啥？这比在老家刨土强。男人手上的茧子，就是日后的饭碗。”

老二托的是段工会的老孙。桥隧车间比线路工区稍微松快点，但也不清闲。爬桥墩、钻隧道，夏天洞里闷得像蒸笼，冬天桥上风刮得人站不稳。老孙跟我关系不深，但好在我退休前帮他解决过一次困难补助的事，他记着这个情。老二进桥隧车间那天，老孙拍着他肩膀说：“你叔把你弄进来不容易，别给他丢人。”老二确实争气，干活肯下力气，后来还考了个桥梁工的中级证，这在当时不多见。

最费周折的是老三。这小子脑瓜子最灵，但身体单薄，线路工区他干不动，桥隧车间又没空缺。我寻思了好几天，最后找到段材料科的老刘。老刘退休返聘，说话还有点分量。我前后跑了七八趟，又托人递了话，才把老三塞进材料库。这活儿不累，但得细心，管着全段的配件、工具，账目上不能出一分钱差错。老三去了以后如鱼得水，他本来就爱琢磨，把库房整理得井井有条，后来段里搞微机管理，他第一个学会，被抽调到办公室帮忙。

好多人问我，你怎么不把侄子们弄到客运段、机务段？那些地方收入高、又体面。我实话实说：一是没那个门路，二是我在工务段干了一辈子，知道这里的深浅。工务段苦，愿意来的人少，安排人进去阻力小。客运段那地方，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个退休的老工人，能挤得进去？做人得有自知之明，别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二十年过去，回头看这件事，我庆幸当初脸皮够厚。这三个侄子，如今都成了家立了业。老大在省城买了房，孩子上了重点中学；老二在县城开了个五金店，日子越过越红火；老三去年提了工长，成了段里的技术骨干。大侄子上个月来看我，喝了点酒，红着眼眶说：“叔，当年要不是你拉我们仨出来，我们现在可能还在老家打短工呢。”

我摆摆手说：“路是你自己走的。我只给了你一张车票，后面的沟沟坎坎，是你们仨自己蹚过去的。”

说这个事，不是想显摆我有多大本事。而是想跟各位朋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人生在世，关键时刻有人拉一把，确实能改变命运。但被拉的人自己也得立得住。当年他们仨要是吃不了那个苦，干两天跑了，我就是把老脸贴上去也没用。所以，别光羡慕别人有贵人相助，先问问自己：贵人伸了手，你抓不抓得住？

还有就是，别瞧不起任何一份工作。线路工、桥隧工，在有的人眼里就是出苦力的。可就是这么一份苦差事，让三个农村孩子在城市扎下了根。你嫌它脏、嫌它累的时候，有人正靠着它改变一家人的命运。这世上没有低贱的工作，只有把工作干低贱了的人。

最后再说句大实话：人情这东西，用一次少一次。我当年那点人情，全用在这三个侄子身上了。后来我再没为自家的事张过嘴。为什么呢？因为人情就像存在银行里的钱，你得存，才能取。平时不存，用的时候没得取；取光了还透支，以后连门都进不去。

孩子们在客厅闹腾，我们在阳台上喝茶抽烟。窗外的风不紧不慢地吹着，老三忽然冒出一句：“叔，您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我吐了口烟，笑了笑：“图个问心无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