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确实是遇到的最狡猾狠毒的对手，目光刁钻，手腕毒辣，如果他在，皖南事变付出的代价恐怕会更加沉重，其人死于国党内部倾轧，虽然是国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也算是一件侥幸。
 

1936年10月25日傍晚，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刚从日本领事馆宴席下来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下车的一瞬枪声突起，两弹加身，送到同仁医院已经救不回来了。
 
这一年他五十六岁，距皖南事变还有四年多 。
 
在我看来，这四年多的时间差，实则是党史进程中一件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杨永泰确实是我党遇到过的最狡猾、最阴狠的政治对手，若他活到1941年，皖南事变的损失恐怕远不止9000人被打散、除2000余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这般惨重 。
 
杨永泰这人，放到整个民国政坛都是个异数。
 
1880年生在广东茂名，早年是跟孙中山干革命的，后来转投政学系，靠给蒋介石上万言书一步登天。
 
1932年蒋亲赴武汉指挥第四次围剿，杨永泰在万言书里抛出一个让蒋拍案叫绝的判断，中共和北洋军阀根本不是一回事，纯靠军事围剿解决不了，必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蒋当即提拔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 。
 
这套打法狠在，他不跟你拼枪杆子，他要瓦解的是根据地和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
 
保甲连坐、行政督察专员、堡垒推进、经济封锁，把我中央苏区活活勒出了血。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杨永泰因功当选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成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
 
更阴的是1934年底他建议蒋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表面继续追剿红军，实则是借机让中央军堂而皇之地开进四川，一把拿下了这个天府之国 。
 
这种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的算计，在国民党武将里找不出第二个。
 
皖南事变真实的惨状是，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驻地出发，准备绕道渡江北上。
 
6日在途经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7个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
 
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身负重伤，为了不连累部队突围，自杀身亡，履行了他100颗子弹99颗射向敌人，最后一颗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时被叛徒杀害 。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在我看来说杨永泰若活到此时，皖南事变的损失可能更大，绝非夸大。
 
他是真正钻到共产党政治逻辑里去想办法的人，深知仅仅靠军事伏击是不够的。
 
如果他来统筹解决新四军，一定会同步设计舆论战、统战战，把中间派、民主党派、国际舆论一起算计进去，让新四军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他在政学系经营多年，张群、熊式辉这些人都听他调度，军事部署的协调度、各战区的配合度都会比实际皖南事变时更高。

最关键的是他深谙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道，会把事变的善后做成一套组合拳，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让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在1941年3月6日公开承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
 
这一承诺，恰恰是我党政治反攻取得胜利的标志，而杨永泰若在，这个政治突破口未必能撕得开。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杨永泰死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这本身就是果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
 
他权势日盛，CC系陈立夫恨之入骨，他在国民党内部企图中央集权、触动CC系利益，两派结怨极深。
 
蒋为了平息CC系的倒杨风潮，把他调去湖北当主席避避风头，但他离开蒋介石的庇护后，迅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刺杀案由失业的黄埔毕业生杨尔谦等人策划实施，幕后指使疑云至今未散，CC系、复兴社都在嫌疑之列，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刘芦隐被指控为幕后主使入狱十年 。
 
一个被蒋介石倚为左膀右臂的人，最终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这段历史，杨永泰之死对国民党而言是失去谋主，对我党而言却是历史留下的侥幸。
 
皖南事变最终的胜负手，从来不是某个人的生死，而是中共中央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对华中取自卫政策的战略定力，是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

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政治锋芒，是1月20日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的雷霆决心 。
 
但杨永泰的提前离场，确实让这场较量少了一层本可能出现的阴霾。
 
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顽疾贯穿了整个民国史，前方在剿共，后方在拆台，杨永泰越是能干，就越是被同僚视为威胁。
 
这种体制性的内耗，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完成对中国的真正整合，也注定了历史的车轮，终究朝着光明的一方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