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知青因一首歌判死刑，被公审后，审判员给他的宣判竟然是“有期徒刑10年”，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很快，他就离开了“娃娃桥监狱”。
 
 
1970年8月3日，南京建邺区公审广场上，22岁的任毅跪在水泥台子上，双手反绑，胸前挂着罪名牌子。扩音器里审判员的声音一句句砸下来，他闭上了眼睛。
 
 
就在几分钟前，和他一起受审的另外24个人，全判了死刑。按规矩，他的案子不会有第二个结果。
 
 
可审判员念完最后一个字时，台下炸了锅——判的不是死刑，是有期徒刑十年。
 
 
任毅猛地抬头，眼睛瞪得老大，半天没缓过神。
 
 
两年前，1968年12月，任毅和南京五中同学坐卡车过了长江大桥，到江浦县插队。他是六六届高中生，原本想考复旦新闻系或北大考古系，可那年头大学不招生。
 
 
下乡后，白天跟着农民干活，挑担磨出满肩血印，晚上几十个知青挤在院子里。任毅有把旧吉他，再累也拨拉两下，算唯一的念想。
 
 
1969年5月麦收后，任毅和几个同学走十几里路去汤泉公社看望另一拨知青。傍晚，有人唱起新疆知青的歌《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曲调低沉，听着听着没人说话了。
 
 
同学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写一首知青的歌吧。”
 
 
回到自己插队的永宁公社，那天夜里，任毅抱着吉他，把《塔里木》的调子改了改，煤油灯下摸出纸笔，写了整整一个通宵。
 
 
他在谱子上注明“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署名“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歌词开头：“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一个月夜，知青们围在老槐树下，任毅弹唱了这首《我的家乡》。旋律柔，歌词句句戳心，围坐的人眼眶都红了。
 
 
这首歌没报纸登、没电台播，全靠手抄口传，从江浦传到南京，又传到上海、东北、云南。传的人多了，原词“深浅在异乡”变成了“深陷在异乡”，意思全变了。
 
 
任毅有次坐船回南京，听到甲板上几个陌生知青哼唱，他问唱的是什么，对方瞟他一眼：“连《知青之歌》都不知道？”他这才知道歌已被改了名字。
 
 
1970年春节前，大批上海知青返乡传唱，引起当地革委会注意，报到了姚文元那里，姚文元批了“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张春桥也指示查清此人。
 
 
更要命的是，任毅收到留城同学郑剑峰的急信：“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你的歌，改叫《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他夜里偷偷打开收音机短波，果然听到了。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事件刚过，“敌台播放”四个字像把刀架在脖子上。
 
 
1970年2月19日晚，荷枪实弹的军人破门而入，任毅被铐进南京娃娃桥监狱，罪名是“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狱中经历数十场“陪斩”——站在台上看别人判死刑，比挨打还难受。
 
 
5月24日，军管会判他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签字同意，卷宗送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桌上。
 
 
许世友翻了翻卷宗，问秘书：“这个写歌的孩子杀过人吗？抢过钱吗？”秘书答没有，就是写了首歌流传广。
 
 
许世友“啪”地合上卷宗：“荒唐。为了一首歌杀年轻人？没死罪，判几年教育教育。”
 
 
一句话把任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7月11日省革委会批复改判有期徒刑十年。
 
 
8月3日公审大会上，当“有期徒刑十年”念出时，任毅整个人懵了。会后他被押往石佛寺农场服刑，每天天不亮下地干活，九年里母亲病倒，恋人离开。他埋头干活，不再碰琴。
 
 
1976年造反派被粉碎后，任毅心里燃起翻案念头。1978年1月，他写了14页上诉书寄给最高人民法院，转到了建邺区法院。
 
 
1979年1月，南京飘着细雪，任毅从法院拿到新判决书，四个字：无罪释放。他走进监狱大门时22岁，走出来时32岁。出狱后安排到南京丝绒厂，后调纺织工业公司直到退休。
 
 
一首240个字的歌，每一个字换来14天牢狱，可也正因这首歌，一代知青记住了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