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青海湟中县解放，在祝捷的群众大会上，新任县委书记尚志田做完演说后，没想到，这时一个高大的奴隶走上台，一把握着他的手，要求他收下自己。

主要信源：（人民网——那517名红军西路军烈士遗骸，背后有着怎样的悲壮）

1950年春天，西宁城里一间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一个穿蒙古袍的男人走进来，步子不太稳，一条腿明显使不上力气。

他的脸被高原日头晒得黑红，皱纹很深，像一片被风沙磨过的石头。

屋里的人起初只当是哪来的牧区群众。

男人没说话，小心地从怀里摸出一块折叠整齐的红布，一层层打开，里面露出一张发黄的纸片。

纸页脆得一碰就要碎，字迹模糊，但还能看清“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样，屋里的人神色变了，立刻去叫领导。

这个人叫廖永和，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1937年3月在祁连山战斗中失踪。

档案里写的是“下落不明”，这四个字基本意味着死亡或脱离队伍。

可眼前这个人活生生站在这里，还保留着入党证明。

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亲自接见他，询问老战友名字、部队番号、行军路线，对方说得虽然磕绊，但都对得上。

查档案、找证人，折腾几天，终于确认，这就是失踪了12年的副营长廖永和。

他家在金寨县一个穷山沟里，爹娘给地主干活，他从小放羊，红军到了大别山，十来岁就跟着队伍走。

长征路上雪山草地都过来了，1936年被编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和马家军死磕。

子弹稀薄，天气严寒，还要顶着骑兵冲锋。

他在倪家营子一带负重伤，右腿被弹片擦穿，左膝又中一枪，被战友架着转移。

部队越打越散，他掉在队伍后面，拖着一条伤腿在祁连山里独行。

那个冬天冷得不像话，他先后碰上11个掉队战士，抱成一团追大部队。

三支步枪十几发子弹，穿单衣草鞋在雪地里啃干骨头。

走到天峻县附近撞上土匪，两名战士倒在血里，他左腿又挨一枪昏过去。

醒来时躺在山洞里，周围只剩几个战友，他清楚自己走不动了，让人找块石头把自己压死，没人肯干。

最后留下一个小战士照顾他，其他人哭着走了，他托老乡带话回家，说他已经死在祁连山，让爹娘别等他。

一个蒙古族大娘在山洞外发现他们，送吃的送药，把他接到家里养伤。

可大娘丈夫是给牧主管事的，知道他红军身份后没有半分同情，伤一好就逼他干活。

他拖着两条伤腿放羊，动作稍慢就是一顿马鞭，怕被认出，他不敢说汉语，硬逼自己学会蒙古话。

时间久了，看上去和草原牧民没有两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没有一天安宁过。

放羊时四周没人，他会坐在地上用手指在沙土里画几个字的轮廓，画完赶紧抹掉。

他试着逃跑，不止一次。

有一回被抓回，毒打到皮开肉绽，牧主说要捆他去西宁领赏，幸亏路上不太平又拖了回去。

后来他又跑，成功了，在巴音河岸找了个土洞藏身，靠修皮靴糊口，当地人叫他黄师傅。

再后来遇见一个同样飘零的蒙古族姑娘，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安稳，可他一直留着一块红布，藏在贴身衣服里。

草原消息闭塞，等不到确切消息，有时候觉得这辈子恐怕就这样了，又不甘心，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还没完。

1949年秋天，消息像风一样刮过草原：西宁解放了，马步芳跑了。

他手里的羊鞭一下子落在地上，他几乎没有犹豫，跟妻子说要去西宁找亲戚，揣一小块干粮上路。

400多里路，走了18天，到湟中县时县城正开群众大会，一面鲜红的党旗在台上猎猎飘扬。

他站在人群里，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滚下来。

散会后他挤上前拦住一位穿军装的干部，嘴里蹦出来的全是蒙古话。

找来翻译，一番折腾，他终于重新报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

身份确认那天，他重新站到党旗前面，隔了12年，又一次举起右拳。

宣誓时读得很慢，一句一句像从嗓子眼里掏出来的，读到最后声音哑了。

在场没有一个人说话，屋里只有那句誓词来回地撞。

此后他留在青海，被派回德令哈当区长。

那片草原正是他当年被鞭子抽过的旧地，他带着牧民修水渠、办学校、建兽医站。

后半辈子还四处寻访流散的西路军老人，帮助三百多名失散战士重新确认红军身份。

很多人拿到迟来的证明时哭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他站在旁边，很少开口，只是拍拍他们的肩膀。

1973年离休回到安徽金寨，老屋还在，他偶尔搬把凳子坐在门口，望着西边方向，一坐就是一两个时辰。

问他那12年怎么熬过来的，他沉默一阵，说总得信点什么，信队伍一定会回来，信等的那一天不会永远不到。

1995年，廖永和在老家病逝，终年79岁。

他的一生像一根被折弯过很多次的铁条，终究没有断，最后又回到了指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