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陈阿大是市革会里的“阿混”

陈阿大，浙江绍兴人，一九四二年阿大、阿二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出生在贫农家庭里。后来父亲到上海做霉干菜小生意，母亲到上海帮佣。解放后，父亲进了造船厂做搬运工，一九五二年，把陈阿大等接到上海。

陈阿大进了小学，读到初一，十五岁的时候在南码头做临时工，一九五八年进中华造船厂做钳工。一九六一年从工厂参军，在福建部队当炮兵，一九六五年复员，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做机修工、也当过钳工，做过基干民兵排长和车间保卫干事，在“四清”运动中加入共青团。

春桥对他的经历比较满意，认为这个人属于产业工人，虽然有人反映陈阿大住在棚户区时交过一些流里流气的朋友，在部队时闹过情绪想要提早复员，他自己也穿过小裤腿和尖头鞋，但春桥认为这些都属于小节，无碍于陈阿大成为工人造反派的头头。

因为良工阀门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陈阿大在筹备会上自报家门的时候，凭他是工人出身、当过炮兵、又加入过共青团这几条，被推选上了“工总司”常委的位置。

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王洪文推荐陈阿大负责上海的工交战线。

实际上，上海工业交通系统的大量工作是马天水抓的，后来，把原市委工交政治部的领导干部黄涛解放出来，担任工交组一把手。黄涛做过江南造船厂的党委书记，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经验比较丰富，他与马天水是长期的上下级关系。黄涛上任后，陈阿大变成了二把手。

工交组召集工交系统负责人开会的时候，黄涛讲话布置工作，大家都拿出笔记本来认真记录，等到陈阿大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停下了笔。

陈阿大喜欢踢足球，打羽毛球、乒乓球，下军棋、举哑铃，他把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办公室作为锻炼身体的场所。休息的时候，他还到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去打羽毛球，打球总有输赢，但他一定要赢，输了就发脾气，甚至把钢管做的羽毛球拍往地板上摔，有时都摔断了。

他还在几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房间里对着墙壁踢足球，嘭、嘭，白墙上都是球印子，有一次把玻璃门都踢破了。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副铁哑铃和一副三根弹簧的扩胸器，专门练胸肌。外边的体育场如果有足球比赛，他就叫几个人和他一起去看足球。

市革会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很看不起他。他基本上不钻研工业生产的业务，也不认真研究当时工业、交通方面的政策、法令、法规，常常信口开河，不懂装懂。

我们失去自由以后，关在提篮桥监狱里，我和他曾在一个小组，他总是把一本书放在面前装样子，然后拿了一支笔，在白纸上面七划八划，可以熬过两个钟点，无所事事。从这点可以想见，他过去闹的笑话是真的。

上海夺权以后，我和王洪文听秘书廖祖康讲起，陈阿大这个人不懂装懂，经常在电话里给人家吹牛，说他晚上在学习马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给陈阿大打电话，王洪文拨通了电话，我也凑上去听。

王洪文会讲一点上海话，“阿大，侬勒做啥？”

实际上陈阿大正在睏梦头里没有完全醒过来，一听是王洪文来电话，就说：“我勒拉学习。”他是绍兴人，一口绍兴话。

王洪文说：“这么晚了，你在学什么？”

阿大说：“我在学《列宁全集》。”

王洪文也蛮鬼的，说：“你在看《列宁全集》里哪篇文章？”

阿大说：“我读到二百多少多少页。”他说不出文章名字，只说多少页。

王洪文一听，哈哈大笑，说：“你别骗我们了！”

陈阿大耍赖皮：“不相信你们来看好了！”

好几次廖祖康给他打电话也都是这样，现在终于由我们来证实。

过两天，王洪文晚上又给他打电话，他还是说在看《列宁全集》，王洪文问：“这次你学习哪篇文章？”他又说多少多少页。

王洪文说：“你上次在学二百多页，今天只学一百多页，倒过来学习了？”

陈阿大就是这么胡来，装得好像很认真似的。王洪文给他打了电话以后，有一次碰到他说：“阿大，你的脸皮比邓录普还要厚。”邓录普是一种名牌的橡胶车胎。

陈阿大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门进出的时候，耀武扬威，有的警卫战士不认识他，要他出示工作证，“我是陈阿大你都不认识？”他动手就推人家。

他坐轿车的时候叫司机闯红灯，还与交通警发生过纠纷。他坐在轿车后排，有时把两个脚搁在驾驶员的肩膀上，虽然是开玩笑，但他这副样子，实在不像一个市里的负责工作人员。所以人家背后就叫他“阿混”，还到我这里告状。

春桥却对我说，他们的事情你不要插手管，让王洪文管他们。所以我又把情况跟王洪文讲，王洪文倒是当着我的面批评了他，我也跟着说两句，“阿大，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办公室变成足球场，把玻璃门都踢破了，你在大厅里打羽毛球，大厅里那么多人看到你摔拍子，意见大了！你还对警卫战士耍态度，你要注意呢。”

后来，他见了我，有点怕，也有点恨。

注：作者徐景贤，上海本地人，“文革”时期上海红人。本文摘自：徐景贤《十年一梦》。特斯拉降价历史上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