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为了整大寨，将郭凤莲调走，直到九一年，郭凤莲才重新回到大寨，回大寨时已是满目疮痍，物是人非。后来经过不懈努力，才重塑大寨。

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重新回到大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她已经离开这里十一年。接手时，大寨并没有变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废墟”，田还在种，人也照常过日子，可村容破旧，集体产业薄弱。

1991年，全村人均纯收入约735元。
二十年前，各地干部群众挤进大寨看梯田、看石头坝；到了九十年代初，一些靠乡镇企业起家的农村已经建起厂房，大寨却还主要依靠农业和有限的资源性项目维持。

十一年前那次离开，也并非一张简单的“整郭凤莲”命令。
1980年，中国农村政策迅速转向。同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

文件肯定大寨早年治山治水、艰苦创业的成绩，同时清理“文化大革命”以后昔阳、大寨出现的问题，对有关责任也作了区分。就在这一年的干部调整中，郭凤莲失去大寨党支部书记职务，随后调往晋中果树研究所。

此后她又到昔阳县公路段任职，大寨则继续向前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村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改变，农民生活并非十一年间一路下降。

可另一种变化更快。苏南、天津、山东一些农村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转入工厂，靠加工、运输、制造积累资金。大寨虽然接受了新的农业经营办法，却没有及时形成稳定的二三产业，十年间又多次更换党支部书记。

所以郭凤莲1991年回来后，最先改变的并不是田里的种法。
她开始带干部群众往外跑。山东、天津、江苏、浙江，一些当年曾经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地方，此时已经把乡镇企业办得热火朝天。大寨干部进厂房，看生产线，看产品怎样进入市场，也看一个村庄怎样从种粮转向办工业。

1992年，大寨同江苏江阴方面合作筹办羊毛衫项目。
村里没有熟练工，就把年轻人送到江阴企业学习机器操作和生产工序。技术可以学，设备可以买，钱却必须先找到。羊毛衫厂需要流动资金时，大寨从昔阳县财政借了20万元；这笔钱归还后，又开始使用银行贷款。

这几笔钱改变了大寨办事的办法。
过去修梯田，靠的是人力、石头和集体劳动；九十年代办企业，厂房没有资金盖不起来，机器没有技术开不起来，产品没有销路更变不成收入。郭凤莲和大寨干部开始同财政、银行、外地企业打交道，一边借钱，一边找技术，一边寻找市场。

项目也不是个个顺利。有些加工项目没有站住脚，大寨只能继续换方向。

1993年前后，太旧高速公路进入建设阶段。昔阳一带有石灰石、黏土和煤炭，大寨随后推进水泥项目。到1996年太旧高速公路通车时，大寨建设的年产十万吨水泥厂也投入生产。山里的原料经过公路接上外部市场，村里的收入结构又多了一块。

“大寨”这两个字也开始换一种用法。
七十年代，它更多出现在报纸、广播和参观路线中。进入九十年代，大寨把这个名字印到商品上，放进企业合作中，又发展旅游。过去来虎头山的人是为了学习一个农业典型，后来进入村里的还有客商和游客。村里成立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兼任董事长、总经理，制衣、水泥、煤炭、运输、旅游等项目逐渐进入大寨的经营账本。

这些变化也没有只靠郭凤莲一个人完成。江阴企业提供技术合作，县财政拿出启动资金，银行提供贷款，村里的年轻人到外地学工，企业项目还要由大寨人自己经营。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扩大的商品市场，又给这些产品留下了销售空间。少掉其中任何一环，虎头山下的厂房都很难只凭一位党支部书记建起来。

到1996年，大寨人均纯收入由1991年的约735元增加到2100元，经济总收入五年间增长约14倍。农业仍然存在，村庄的收入却已经不再只从土地里来。

虎头山和层层梯田没有搬走。

变化落在别处：厂房立起来了，机器开始转动，年轻人从江阴带回了技术，“大寨”两个字出现在产品包装和企业牌子上。

十一年前离开时，郭凤莲身后还是那个以农业典型闻名全国的大寨；等她重新站在村里，大寨要解决的已经是另一套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