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8名外派到希腊籍货轮阿卡迪亚号的中国船员，因为长期受到迫害、压榨，在国内寻求帮助无果之后，愤而向国际运输组织举报。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之后，希腊船东被迫支付拖欠的工资和相应的补偿。

说起这18名船员的遭遇，得先搞清楚一个事，实际上根据可查的资料，被派到阿卡迪亚号上的是11名中国海员。他们是通过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出去的。那个年代，能出国打工是个让人眼红的差事，村里谁家孩子上了外轮，那简直光宗耀祖。可这帮兄弟上了船才知道，什么叫做“上了贼船”。

船东是个希腊人，船本身已经18年船龄，希腊都不让注册了。这帮船员在船上过的什么日子？强令加班是家常便饭，该拿的报酬拿不到，还动不动就被辱骂甚至殴打。1991年到1992年那段时间，他们就这么咬牙撑着。

有人可能要问，受了委屈找谁？国内的外派公司？找过了，没用。找中国使领馆？那时候海外维权渠道远没有今天这么畅通。这帮兄弟是真被逼到绝路上了，大海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转机出现在1992年4月2日。阿卡迪亚号停靠在了意大利的腊万纳港。这帮船员一合计，不能再忍了，再忍命都没了。他们找到了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TF）在当地的 inspectors。

ITF这个组织在海员圈子里名气不小，专门管运输工人的权益，在世界主要港口都有分支机构。他们有个规矩，凡是发现船员工资低于他们定的最低标准，就通知港口工会抵制给这条船装卸货。这一招对船东来说比什么都管用，船停在港口动不了，一天损失多少钱？

船员们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ITF的调查员一查，船东那边确实问题不小。希腊船东这边扛不住了，乖乖把拖欠的工资和该给的补偿都掏了出来。事情到这儿，看起来是个圆满结局，11个中国海员在异国他乡，靠着国际工会的力量，硬是让一个希腊船东低头了。

回国之后，等来的是手铐

11个人高高兴兴回国，以为拿着讨回来的血汗钱可以回家过个好日子。1992年4月19日，他们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天津市和平区检察院就把他们传讯拘留了。第二天倒是放了人。可到了同年8月，检察院正式对其中三个人，花春贵、张爱赵、高兆辉提起了公诉。

罪名是啥？“泄露国家机密罪”。

啥叫泄露国家机密？就因为他们向意大利腊万纳港的海员工会透露了自己的工资情况。

检察院拿出的依据是国家劳动部和国家保密局的一份联合发文，里面说“对外劳务合作的报价……属于国家秘密”。地方保密局还专门出了份复函，说经过鉴定，船员工资属于国家秘密。

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个逻辑，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一个船员跟工会说自己被拖欠了工资，这叫泄露国家机密？那时候这帮兄弟在船上被打被骂被欠薪，连自己挣多少钱都不能说？

好在辩护律师没含糊。律师指出两条：第一，地方保密局没权力去解释国家部委的文件；第二，“劳务报价”和“船员工资”压根是两码事。这仨船员只知道自个儿兜里进了多少钱，哪知道什么公司之间的“报价”？律师还拿出了国家劳动部和国家保密局后来出具的一份解释函，上面白纸黑字否认“劳务工资”属于国家秘密。

1993年8月9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不公开审理了这个案子。法院判了三人无罪。检察院不服，抗诉。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

五年，一个人的一生能改变多少

直到1997年12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了二审判决书，再次确认三人无罪。

从1992年到1997年，整整五年。花春贵几个人被关了一年多不说，船员证被没收了，工作找不着，连离开家乡都不让。更要命的是，船东那边通过伦敦的代表给中国的外派公司发了电传，原话是：“我们等着你们的回应。要是看不到这11个海员被关进监狱，我们船上再也不给任何海员机会”。

这话什么意思？船东在威胁：你们不把人办了，以后别想再派人上我的船。外派公司是靠送人出去挣钱吃饭的，这压力能不大吗？

这事儿让我琢磨了好几天

回过头看阿卡迪亚号这事，有几个地方特别值得琢磨。

这帮船员在船上受欺负的时候，没人管。他们靠自己想办法、找国际组织把问题解决了，回国倒成了罪犯。一个打工的不知道自己工资多少，这合理吗？一个人被欠薪了还不能说，这讲得通吗？

另一个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那封电传。一家外国船东，能这么明目张胆地要求中国司法机关“把人关进去”。而外派公司为了保住生意，还真就配合着举报了自己派出去的工人。这叫什么？这叫为了挣钱把自个儿人给卖了。

好在当年的法官和律师没完全顺着来。法院最终判了无罪。虽然迟到了五年，但好歹给这几个兄弟讨回了一个说法。

1992年阿卡迪亚号上那11个中国海员的故事，说到底就是一群普通打工的，在海上受了欺负，想方设法讨回了工钱，回国却被自己人给告了。这事儿搁谁身上不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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