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了！黄之锋后悔了！美媒透露了一个细节，黄之锋希望对自己轻判！9月2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这位29岁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面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指控，当庭说了两个字——认罪。

这两个字说出口，意味着黄之锋原本快要走完的刑期，很可能又要往后延长。

当天，黄之锋身穿深蓝色上衣，戴着黑框眼镜，被押进法庭后向旁听席挥手、点头。轮到答辩时，他深吸几口气，承认控罪。

黄之锋目前正因“非法初选案”服刑。2024年11月，他被判监禁4年8个月，原定最快于2027年1月获释。眼看只剩几个月就可能走出监狱，这宗新案却摆在面前，而且所涉罪名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控方案情指，早在2016年，“香港众志”成立后，黄之锋与罗冠聪便把所谓“国际战线”当成主要策略。他们前往外国会见政客，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涉港法案，还要求外国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售武器、人群管制设备和技术产品。

2019年9月，黄之锋与罗冠聪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公开推动外部力量介入香港事务。此后，他又接受多国媒体访问、撰写文章，呼吁外国对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采取制裁措施。

真正决定本案性质的，是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行为。

当天，“香港众志”宣布解散，罗冠聪随后离开香港。组织虽然散了，两人的联系和相关活动却没有立即停止。

2020年7月，黄之锋在社交平台表示，不会删除过去的文章，也不会放弃原有立场。他随后在电台节目中称，仍会争取国际关注，并承认自己与身在海外的罗冠聪保持联系。

罗冠聪发起网上联署，要求以色列数字取证公司Cellebrite停止向香港警方提供产品后，黄之锋又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转发链接。

到了2020年11月22日，也就是被还押的前一天，黄之锋还发布所谓“判刑前工作报告”，列出自己在国安法实施后从事的活动，包括接受外媒采访、发表文章、继续进行国际游说，以及向索尼、苹果等外国企业施压。

到了这次庭审，辩方开始努力强调黄之锋在国安法生效后的角色有所减轻，案件严重程度也远远不及黎智英案，希望法庭不要把本案列入“罪行重大”一档。

按照《香港国安法》，这项罪名一般情形可判监禁3年至10年；罪行重大的，刑期可以达到10年以上甚至终身监禁。

黄之锋的律师给出了明确的求情方案：即使以一般档次的上限10年作为量刑起点，认罪后可减至约6年半，再请求法庭考虑案件延误等因素额外扣减两年，最后判刑约4年半。

但法庭上出现了一个颇为尴尬的细节。

辩方称，黄之锋2020年参选立法会时，曾向选举主任表示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继续请求外国制裁。法官谭耀豪随即指出，这种说法与他现在承认的案情存在矛盾。因为罗冠聪当时仍在海外进行游说，黄之锋不仅知情，还与对方保持联系。

一边对外表示无意再寻求制裁，一边继续联络、发声和转发相关行动，这个矛盾，显然不是一句“角色减轻”就能轻轻带过。

为了争取从轻处理，黄之锋还亲自写了一封求情信。

他称，自己已经在狱中度过近6年，有足够时间反思过去的行为、选择的道路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服刑期间阅读了上百本不同领域的书，思想已经变得成熟。他仍然保持乐观，相信有一天可以获释，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同时也接受自己还要在狱中度过一段日子。

从当年四处游说外国制裁，到如今谈反思、谈父母、谈重新获得自由，前后的反差确实让人感慨。

当然，认罪和求情是被告依法享有的权利，主动承认控罪也可能成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但认罪并不等于把已经发生的行为一笔勾销，写下反思也不能让时间倒流。

选择把外部制裁引向自己的国家和城市，就必须准备承担相应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