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美国当大爷，上海人到东京先算账，地域性格才是海外命运的分水岭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和1996年的《上海人在东京》，这两部同样反映中国移民在海外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借助海外孤立的生活空间，不同地域的海外华人呈现出特有的个性。
王启明一到美国，就按捺不住的大声呼喊：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
那叫一个狂妄和自负，近乎嚣张的气焰来自于北京在历朝历代的中心地位。
自元朝以来，北京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期文化心理积淀使得北京人保持敏锐的政治感知和天然的空间优势，同时趋于保守和顽固，易冲动和盲目自信。
主角姜文张扬的大男人形象，刚好符合了自负的王启明形象，他把军大衣穿到美国，在喧嚣的纽约大街上一眼能看出这是个北京人，最后更在小汽车中向美国竖起了具侮辱性的中指，以近乎挑衅的态度“还牙”美国社会，透露着野蛮的冲动气味，而王启明正是靠着自己这股蛮劲和不服输的性格，打动了阿春，得到她的帮助，在美国社会立足。
阿春说，王启明为了能当上“爷”，可以先当“孙子”，这种“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忍耐和等待机会反击具有很深的政治浮沉意味。

《上海人在东京》中，陈道明饰演的祝月碰到朋友递出名片，面对朋友的回答：“祝月，我跟你说句老实话，你现在到了日本，不管你以前是律师、演员、记者、画家还是个体化，现在一律平等，一切从零开始，以后你的名片就不要再用了”，祝月因此越发显得低调，暗暗较劲要混出点成就。
上海跟北京悠久的历史相比，没有历史的承重，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这是一座海边码头因为海上交通的便利，一时间被纳入世界的版图，成为各国租借的集聚地，成为思想交流和风尚流行的阵地。
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上海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少了点思古的自信，多了些面对挑战的勇气。
当农耕文明遭遇工商文明，上海能够打破门户之见，接受公平和效率的理念，这些练就了上海人精明的头脑，实干实效的作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再一次面对世界，善于抓住机会的上海人，越发显示其精明务实的优势。
电视剧中二者的差异不胜枚举，其实从主演的选择上也能看出端倪，姜文的张扬，陈道明的低调。
王启明更容易冲动和虚荣，总要在某一点上比你强，要跟老外一争高下，面对不顺心的事情，当街破口大骂，颇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味道。
祝月更实际，更容易进入日本的生活，荣辱不惊，用平和的心态面对它。
北京人更注重乡情，《北京人在纽约》中多次出现老乡聚会，老乡之间的互相扶持的情节，同时《北京人在纽约》设置了一个有意思的桥段：王启明在街头偶遇老乡，不料想被“老乡”揍了一顿，至此他下定决心弃艺从商。《上海人在东京》多次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上海人似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起来，甚至为了生存互相拆台。
地域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但对照北京和上海两大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一定程度上能够窥视国人的地域性格特征。
如果给中原、西北、东南的国人一个剥离的舞台——海外，又会呈现怎么样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