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流放"是一种刑罚，被发配宁古塔的人靠什么谋生？

清代有一句话在官场上流传，说某人被判了"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听者无不色变。

宁古塔在今天黑龙江宁安一带，清朝八旗驻防之地，距北京数千里，冬天冷到什么程度，史料里的描述是滴水成冰，牲口都冻死在外头。

被流放到这里的人，不是充军了事，而是要给当地驻守的旗兵当奴仆使唤。

从京城到宁古塔，路上就要走大半年，很多人没等到地方就先倒在半路上了。能活着走到的，才算真正开始了流放的日子。

流放作为一种刑罚，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当早，但各朝的具体执行方式差异很大。

唐代的流刑按距离分为三等，最远的流放地在两千里开外，这是制度上的安排，实际执行时往往打折扣，很多人流放途中就被赦免了。

宋代的流放目的地有岭南、海南等地，苏轼被贬惠州、儋州，算是这类刑罚里留下最多文字记录的案例之一。

到了清代，宁古塔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流放地，尤其在顺治、康熙年间使用频繁，凡是获罪较重、不至于杀头又不能留在内地的官员文人，往往就是这个去处。

流放宁古塔的判决，和一般的充军发配有一个关键区别。

充军是去边境当兵，还有个兵的名分；发配宁古塔则明确写着"与披甲人为奴"，奴这个字落在纸面上，意思是到了那里要给人当差，干的是服侍主人的活计，地位低于普通兵丁。

披甲人是驻守宁古塔的旗兵，这些人的祖先多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跟随起兵的老八旗，朝廷把宁古塔一带作为满洲发祥地的重要驻防区，派来的都是正经旗兵，不是随便什么人。

罪犯流放过来，就成了这些旗兵家里的奴仆。

这个安排在法律上说得过去，但实际执行时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一路上的艰难先不提，单说到了宁古塔之后，流放者被分配给各旗兵家庭，主人不同，遭遇就各有不同。

遇上性子还算宽和的主人，日子还能过；遇上脾气暴戾的，就没什么说话的余地了。

但有一点是固定的，流放者不能擅自离开，不能自行谋生，人身上的自由基本上属于主人。

那么，到了那里的人靠什么活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

从史料留下的记录来看，有一部分流放者因为有识字断文的能力，在当地反而找到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宁古塔的旗兵及其家属，很多人汉文程度有限，官府公文往来、账目记录、书信往返，这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流放来的官员和文人里，有些人的文字功底正好填补了这个缺口，逐渐在当地充当文书、教书先生、甚至顾问一类的角色。

这种情形未必是制度允许的，但在实际操作里悄悄形成了惯例。

吴兆骞是这里头留下记录最完整的一个人。

吴兆骞是江苏吴江人，顺治年间因科场案牵连，被判流放宁古塔。

他在那里前后待了二十三年，期间靠教书和文字工作维持生计，和当地官员及旗人家庭逐渐有了来往，处境相较一般流放者要好一些。

他在宁古塔期间写下的诗文结为《秋笳咏草》，留了下来。

他的好友顾贞观在关内多年奔走，写了两阕《金缕曲》寄给吴兆骞，言辞恳切，后来这两阕词辗转传给纳兰性德看到，纳兰性德被打动，出力相助，吴兆骞才在康熙年间得以赎还回乡。

回乡的时候，吴兆骞已经年近六十，在宁古塔的二十三年几乎耗尽了壮年。

当然，并不是所有流放者都有这样的文化资本可以依赖。

那些本来就是平民身份、因各种罪名被流放的人，能做的主要是体力劳动。

宁古塔一带农业条件不算差，土地可以开垦，农活是一条出路。

捕鱼、采集、伐木，这些事也有人在做。流放者里有工匠手艺的，同样能找到用武之地，因为驻防地需要各种劳力，不会让人闲着。

朝廷对流放者的基本口粮，制度上是有一定保障的，但实际落实情况参差，到了地方究竟能领到什么、领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官员的执行力度。

遇上灾年或者管理松弛，口粮就未必靠得住。流放者自己想办法贴补的，基本上是默许的状态，没人专门来管你能不能多挣几个。

流放者中有一类人的处境相对特殊，就是获罪官员的家属。

清代的流放判决往往连带家属，妻子、子女有时候要随同流放。这些家属在法律上不是罪人，但跟着到了宁古塔，处境同样受限。

有些家属靠针线女红换取一点收入，有些孩子在当地长大，反而在那里安了家，不再是外来的流放者后代，而成了当地生齿的一部分。

流放期满之后能不能回去，这件事在清代不是理所当然的。

有些判决写明了期限，服满可以回原籍；有些判决是终身流放，没有明确期满的说法。终身流放的人，通常要靠朝廷大赦或者有人在关内出力斡旋才能回来。

吴兆骞是靠朋友周旋赎还的，这条路不是每个人都有。

参考来源：
吴兆骞：《秋笳咏草》，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杨宾：《柳边纪略》，中华书局，1985年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