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商和晋商各有各的地盘，两家分别做哪些不同的生意？

明代有一句话在商界流传：无徽不成镇，无晋不成商。这两句话合在一起看，描述的是同一个时代里两支各自做大的商人群体，但两句话说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方式。

徽商的意思是走到哪里就把生意做到哪里，一个镇子只要有徽商落脚，买卖就能活络起来；晋商的意思是这帮人几乎垄断了某些关键的流通领域，做的是全国性的生意网络。

两家都在明代发了起来，做的货却不一样，走的路子也不一样。

这两支商帮同时兴旺，背后各有各的起点。

徽商出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包括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等地。徽州山多地少，光靠种地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从很早开始就有人外出经商。

这里出来的人有一个特点，读书的风气很盛，族里重视教育，外出经商的人里有相当比例是读过书的，对于看账、写契约、和官府打交道，比一般商人顺手得多。

宗族网络是徽商最重要的依托，同族的人出去闯，遇到新地方，先找同乡前辈搭一把，站稳了再把后来的人拉过来，一条绳子从徽州一直拉到外地，断不容易。

徽商做的生意门类相当广，但有几项最为突出。

盐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块。明代的盐实行专卖制度，商人要取得盐引才能合法经营食盐，盐引由官府发放，是一种许可证性质的东西。

徽商在两淮盐场一带的经营规模相当大，扬州一带聚集了大量徽商盐商。

有些家族靠盐积累起来的资本极为可观，在扬州修园子、养清客、资助文化活动，成为明清两代扬州繁华背后的重要资金来源。

除了盐，典当业是徽商另一个重要领域。

各地当铺里有相当比例背后是徽商的资本，规模大的典当铺资金雄厚，可以同时经营借贷和货物流通。

茶叶也是徽商的传统强项，祁门一带本来就产茶，徽商把本地茶叶带出去，在各地茶叶市场里建立了稳定的经营渠道。

布匹、文房四宝、木材，徽商做的行当相当杂，但这种杂法背后有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当地需要的东西补进来，把当地能出的东西带出去。

徽商的经营重心在江南和华南，扬州、苏州、杭州、南京，这些城市里都有徽商活跃的痕迹。

晋商的起点和徽商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山西地处内陆，紧靠北方边境。明代初年，朝廷为了解决北方驻军的粮草供应问题，设立了"开中法"，允许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换取盐引，再拿盐引去盐场取盐来卖。

山西商人地理上离北方边境最近，运粮的成本比南方商人低，这个政策一出来，晋商就占了先机。

大批山西商人因此在北方边境一带建立起粮食和盐的流通网络，积累了第一桶金。

开中法后来被折色法取代，商人不用再亲自运粮，改成直接交钱换盐引，这对晋商来说有利有弊，但北方的商业网络已经建起来，收缩不了。

晋商的生意重心在北方，包括京城、张家口、大同、归化城一带，同时向蒙古草原延伸，做边境贸易。茶叶、布匹、铁器往北送，皮毛、牲畜往南带，这条线一跑就是几百年。

晋商和徽商最显著的区别，在金融领域体现得最清楚。

清代晋商发展出了票号这种金融工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汇兑机构。

票号的基本业务是异地汇兑，商人在一地存入现银，凭票据到另一地取款，不必带着大量现金长途跋涉。

这项业务解决了当时大规模商业贸易里最头疼的资金安全问题。

日升昌票号设立于道光年间，总号在平遥，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分号，把汇兑网络铺得相当宽。晋商的票号在鼎盛时期遍及全国，资本规模和业务范围在当时的民间金融里没有可比者。

徽商有没有做金融？有，典当就是一种。

但徽商的典当和晋商的票号是两种不同的金融形态。典当是抵押借贷，需要实物押品；票号是信用汇兑，靠的是网络和信用，两者的服务对象和运作逻辑完全不同。

两支商帮在明清两代都曾和盐政深度绑定，这件事值得单独说一说。

盐是那个年代利润最丰厚的专卖商品之一，能拿到盐引、能在盐场和各地销售区站住脚的商人，往往积累得最快。徽商在两淮盐场的份额大。

晋商也做盐，但主要集中在河东盐池一带，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附近的产盐区。两家在盐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基地，正面交锋的机会不多。

从整体格局看，徽商更像一支深入各地市场、渗透到各类行业的力量，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徽商的踪迹，靠的是全面铺开。

晋商更像一支控制关键通道的力量，把北方边境贸易和全国资金流动的枢纽位置握在手里，靠的是深度和专注。

两支商帮都在清末逐渐衰落，原因各不相同。

徽商的衰落和两淮盐政改革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商业秩序的冲击有关，基本盘被动摇。

晋商票号在清末民初受到现代银行的竞争，加上庚子之乱后大量存款损失，资金链断裂，元气大伤，此后一蹶不振。

参考来源：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