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刊文呼应美国《华尔街日报》，鼓吹所谓的广场协议2.0！9月3日，联合早报刊文声称，华尔街日报认为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但与1985年旨在压低美元汇率不同，这次讨论的核心是推动人民币升值。文章认为，中国庞大且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正在“威胁”贸易伙伴的产业基础；尽管多国多年来要求中国转向依赖内需、减少出口依赖，但收效甚微。

一份40多年前的货币协议，突然又被搬回舆论场，而且这一次被讨论的不是怎么让美元跌，而是怎么让人民币涨。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人民币眼下并没有一路走弱。
9月3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7807。路透社8月31日还提到，人民币在过去20个月里累计升值接近9%，一度处于三年多来的较强水平。
这一轮讨论的直接源头，是《华尔街日报》8月28日刊出的评论文章。文章提出，世界或许需要一份新的“广场协议”，通过推动人民币升值来削弱中国出口价格优势，甚至设想把关税同汇率安排捆绑起来。
9月3日，《联合早报》随后刊文讨论“针对人民币的新广场协议呼声再起”。但这里必须划一条线：这是媒体和经济评论人士提出的主张，并不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实施的政策。
甚至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人，都没有完全接受这一思路。8月30日接受采访时，他把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列为G20需要讨论的问题，也主张更多国家重新审视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但他同时明确表示，仅靠一个新版《广场协议》不足以解决深层次的贸易失衡。
美国真正更感兴趣的，仍然是关税、产业补贴、市场准入以及扩大中国内需等问题。更容易被忽略的一条信息，是美国财政部7月23日刚刚公布过2026年最新一期汇率报告。
报告继续把中国放在汇率政策“观察名单”里，也批评人民币汇率政策透明度不足，却没有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这和舆论场里“人民币被人为压得很低”的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问题于是变得更复杂了。西方真正焦虑的，已经不仅是一个汇率数字，而是中国商品越来越多进入全球市场后，产业竞争发生了变化。
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598亿欧元。到2026年6月，欧盟单月从中国进口539亿欧元，对华出口188亿欧元，逆差达到351亿欧元。
欧洲制造业面对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要求中国扩大内需、减少外部顺差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可问题在于，把这种产业竞争全部压缩成“人民币太便宜”，解释不了很多现象。
中国自己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进出口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却增长22%，进口速度明显快于出口。7月单月也是如此，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

这组数据至少说明，中国并不是只想着把商品卖出去、拒绝购买国外产品。中国贸易顺差依然较大，这一点不需要回避，但形成顺差的原因显然不只有汇率，还包括制造业配套能力、生产效率、产品结构、能源成本、海外需求以及不同经济体自身产业竞争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2月给出的判断其实更接近这种复杂现实。IMF认为，中国国内需求仍需要加强，较低通胀造成了实际汇率走弱，对出口形成一定支持，因此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向消费驱动转型。
但IMF同时认为，中国经济仍表现出较强韧性。也就是说，国际机构讨论的是经济结构再平衡，而不是简单开出一张“人民币必须升多少”的处方。
8月31日至9月1日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把这种分歧直接摆到了桌面上。美国希望重点讨论全球贸易失衡，中国则提出，不能只盯着顺差国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顺差国需要适度促进消费和投资，逆差国同样需要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储蓄率。他还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人民币贬值来获得贸易竞争优势。
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同一场会议上也提出，全球失衡应当“全面、客观、平衡”看待。这个表态点出了争议核心：一个国家长期大量进口、低储蓄、高财政赤字，另一个国家制造能力较强、储蓄率较高，仅要求后者调整汇率，很难从根源上消除贸易差额。
这也是为什么把1985年的《广场协议》直接复制到当天，非常困难。当年的背景是美元经历多年大幅升值，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
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五国协调干预外汇市场，希望推动美元下跌。此后日元快速升值。
IMF资料显示，从1985年协议签署前后每美元约244日元，到1986年8月已经升至约153日元，一年不到升值幅度十分明显。日元剧烈升值确实给日本出口和经济政策带来很大压力，为了缓冲冲击，日本银行随后多次降息，官方贴现率由5%一路降至2.5%。
宽松货币环境、银行信贷扩张、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过热等因素叠加，后来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