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若不是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领导同志先后亲自来大兴制止这一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事态还会发展。我当时在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后被机关群众推选为“文革组长”。“八三一”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在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9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锨、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我们的位置在村子的东侧。我们对拦截者说单位、亮身份、谈目的，一直乞求到金鸡报晓也没让进村。这时，北京卫戍区的张益三同志驱车而来，又进一步与阻拦进村者晓以利害，他们仍坚定不移任你说破嘴舌，只能听到四个字：“不准进村！”眼看午饭早过，我们的肚子咕咕乱叫，张益三同志只好把我们带到当地驻军营盘内，吃了一顿烙饼、鸡蛋汤。第二道防线是在村外250米处，张益三同志回县委，我们硬往村内“冲”，但没有冲进去，反而被逼退100多米，这时的太阳已经站在西山尖上了。县委王书记不死心，也不惧怕，对我们说：“咱们不能打退堂鼓，说什么也要把他们拦住！”“不怕，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继续杀下去！”这是我们随从人员的吼声。于是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硬是在他们举着的棍棒中间“冲”到村东口第一道防线处。他们仍不让进村，后在王书记“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的厉声硬语中，才经过请示放我们进了村。但他们规定，我们进村不能东瞧西看，不能串街入户，必须排队进入杀人现场。王书记答应了。我们排队前往，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3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是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身旁，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小孩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砸去，正砸在小孩被绑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小伙子受刑不过说枪支在家东屋顶棚上。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来指去，于是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当我们排队站在刑场边看他们施威的时候，县委王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村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人谈判，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后来，王书记把我和刘克一起叫进屋内，进一步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随便杀人犯法”等进行说服教育。李恩元说，他们已经杀红了眼，骑虎难下，停杀是不可能的！他手持一把杀猪刀，磨得贼亮，说到激烈处，猛把刀子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时候，刘克一个箭步蹿到王书记身旁护住，如果发生火并，实在不知道谁死谁活。我虽然也站起来了，但心里也在剧烈地扑腾，生怕刚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黄泉。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零点，李恩元他们才答应“暂时”不杀了。我们的肚子饿了，先抓时间睡一会，天亮返回。临走的时候，王书记一再强调“不准再杀一个人”，李恩元作了保证。我们唯恐李恩元等人口是心非，趁我们不在继续杀戮，回到县委草草吃了早餐，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马村。还好，他们真没再杀一人，但却反复地要求杀绝，不留后患。我们坚决不同意，王书记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中午，我们又到驻军那里求了顿饭吃，舌战到深夜，见他们不敢再坚持杀下去了，才返回县委机关。第五次去马村是9月3日上午，不知是我们的宣传和说服教育起了作用，还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认识到了这样蛮干的错误，真的一个没杀。我们趁热打铁，让他们把所有监禁起来的人释放回家，他们也答应了。原来，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设了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吃的，但也食不饱腹。在放人时，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孩子们个个争抢，狼吞虎咽，那情那景令人落泪。一场极小范围的无辜之人被杀事件被制止了。这在大兴县来说，虽然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但毕竟挽救了一百多口人的性命，功不可没。假如我们这些人劝阻无效，或者在劝阻时遭遇不幸，与那些所谓的“坏人”结伴西行，谁还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呢？好在我留下了几首诗，权当亲劝停杀的佐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