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回忆 解救于右任女婿屈武过程一波三折


在莫斯科，某日，有一位衣裳褴褛、沉默寡言的人来看我。经我再三诘问，才知道他是屈武，是故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他对我说，他于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到莫斯科，国共分裂后，苏联怀疑他是反革命分子。他做了十年苦工，最后被送去挖白海隧道。他过去没有干过吃力的工作，他感到在北极非常吃不消。

苏联负责官员发觉他虽然是一名工人，但却有相当的教育水准，因此叫他作鼓舞同伙犯人士气的工作，他们指示他要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告诉那些犯人，如果在刑期中好好工作，一定会释放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他十年来，一直把这些话讲给其他犯人听。当他刑期届满时，看守人员告诉他可以自由时，他反而哭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何去何从。

苏联人派他任正式监狱管理员，待遇相当好。但，当他获悉中国已经对日作战时，他急于返国，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苏方帮助他到莫斯科，他找我帮忙找他岳父要钱和护照，以便回国。我告诉他，一切都无问题，我会替他安排，要他一星期内再来见我。

过了三周他才来大使馆。他说上次我们见面后他决定要去看场电影。因为电影要半小时后放映，他想要借机看一下新建的地下铁路。当他闲逛时，治安人员怀疑他是间谍，把他逮捕了。治安人员费了三个礼拜时间清查他的资料，才弄清楚。我告诉他，这段时期要特别小心，我在三天内可以将车票替他准备好。

到约定时间，他又不见面。因为他离开大使馆后到一家大百货公司的货窗前去看里面摆的物品，因而又被逮捕。这次清查他的资料，警方只用了一个礼拜。



评：一波三折，即好笑，又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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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历史资料，这段回忆录背后的真实历史情况如下：

1. 屈武为何沦为“苦工”？

屈武于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他即将毕业准备回国时，因想与新婚的苏联妻子道别而跳下火车，随后被苏联“克格勃”逮捕。恰逢苏联开展“大清洗”，屈武因同情受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被当局以“违犯军纪”等莫须有的罪名发配到北极附近服苦役，甚至被送去挖白海隧道，这一关就是近十年。

2. 令人窒息的“大清洗”恐怖气氛

蒋廷黻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恐怖气氛较一九三四年更甚”，正是指苏联肃反运动的高潮。当时大量苏共高层、将领被处决或流放，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猜忌与恐慌之中。屈武在莫斯科街头闲逛看地铁、在百货公司看橱窗，都会被治安人员当作间谍逮捕，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极端社会环境。

3. 屈武的回国与后续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屈武急于回国参战。在其岳父于右任的外交交涉下，苏联当局最终将其释放。1938年秋，屈武历经波折回到重庆。

回国后，周总理认为他留在国民党内部更便于工作。因此，屈武以“党外人士”和国民党官员的身份（如军委会少将参议、新疆迪化市市长等），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和统战工作，并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廷黻笔下的这段往事，不仅是个人的苦难史，更是那个动荡年代下国际政治与个人命运交织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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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屈武在苏联流放期间，还做过一件极其仗义的事——把唯一的厚毛毯送给了当时同样在西伯利亚挨冻的蒋经国，后来蒋经国回国后一直感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