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红军长征途中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的关键人物——许剑霜，时任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的他，利用与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的旧部关系，冒着生命危险下令部队“枪口抬高三寸”，象征性抵抗后主动撤防，使红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德昌城，为红军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1935年5月16日傍晚，德昌城外的丰站营、八斗冲方向传来枪声。
枪确实响了，但战斗没有按照双方兵力摆开的架势一直打下去。几个小时后，守军开始后撤。到17日凌晨3时，红军已经进入德昌。
这件事后来常被形容为“枪口抬高三寸”。真正值得注意的，却不只是枪打得高不高，而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把德昌变成一座死守的城。
那几天，红军最缺的恰恰就是时间。
渡过金沙江以后，部队并没有真正摆脱危险。前面是西昌、冕宁和大凉山，再向北才是大渡河；后面还有追兵。只要某个县城拖上几天，整个行军节奏就可能被打乱。
德昌正压在北上的交通线上。
守城的许剑霜，也不是刘伯承临时认识的人。1920年从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以后，许剑霜曾进入刘伯承所在的川军部队，从基层军官逐渐做到营长。1926年泸顺起义期间，两人又曾一起共事。
起义失败后，许剑霜的人生拐了一个弯。他与原来的组织失去联系，几经辗转进入川军系统，最后在刘文辉部下做到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
八九年过去，昔日上下级再次见面时，中间隔着的已经不是一张办公桌，而是两支军队。
刘伯承知道德昌是谁在守以后，没有马上选择硬攻，而是写了一封亲笔信送过去。
这一步很关键。
刘伯承熟悉四川军界，也清楚川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地方部队既要应付南京方面的命令，又要保存自己的实力，谁都不愿意白白把多年攒下来的队伍消耗掉。
许剑霜收到信以后，同样没有直接把城门打开。
他做了一件颇有分寸、也给自己留下退路的事：把刘伯承的原信交给亲信副官，送到西昌，让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过目，同时提出不要与红军死战。
刘元璋既没有批准，也没有明确反对。
在当时复杂的川军内部，这种沉默已经很有意味。许剑霜据此判断，上级实际上不愿把事情挑明。
5月16日黄昏，德昌外围还是交了火。
丰站营、八斗冲本来就是险要位置，守军也摆出了阻击架势。红军前锋快速推进，双方发生接触。不过许剑霜没有命令部队死守，很快安排撤退。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结果：表面上有过交锋，德昌却没有演变成一场持续数日的攻城战。
5月17日凌晨，红军顺利进入德昌。
这一夜省下来的时间，很快就在后面的行程中体现出来。红军没有长期停在德昌，而是继续向西昌方向推进，再进入冕宁和大凉山地区。后面的彝海结盟、向大渡河急进，都是在这条连续不断的北上路线中展开的。
所以，德昌的价值不能只看“有没有拿下一座县城”。
真正重要的是，部队没有被钉在这里。
更有意思的是，许剑霜并没有因为红军出了德昌就不再过问。红军经过西昌一带时，曾有两百多名掉队和伤病人员被当地川军控制。许剑霜又从中周旋，最终这些人员获得释放。
事情做到这一步，他承担的风险已经很明显。
川军内部很快有人要求处罚许剑霜，认为他的部队没有真正挡住红军。可刘元璋拿出一个很现实的理由：一个真想私通的人，怎么会把刘伯承写来的信原封不动送给上司？
这句话实际上救了许剑霜一次。
背后还有另一层原因。当年的四川军界派系林立，部队就是实力。许剑霜虽然归刘元璋节制，却并不是刘氏家族成员。一旦把他拿掉，他手里的部队由谁接管，又会不会打破原有力量平衡，都是现实问题。
许剑霜后来还是失去了原来的兵权，被安排到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学习。不久，他以母亲病重为由辞去军职，回到家乡。
1937年，他重新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组织关系，后来前往延安学习。此后他又回到四川从事统战和兵运方面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许剑霜曾在泸州地区和四川地方任职。1952年调到成都工作。1955年，他因病在成都去世，终年60岁。1989年9月，经有关组织程序，他的党籍得到恢复。
如果只看一场战役的战果表，许剑霜的名字并不显眼。
但把1935年5月的日历摊开，就能发现另一回事：5月16日红军抵德昌，17日进城，随后继续向北。整个行动几乎没有因为德昌这道关口出现长时间停顿。
对一支正在连续行军、急于摆脱围堵的部队来说，“少打一场消耗战”本身就是收益。
刘伯承当年的处理方式也很有代表性。能用军事力量解决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付出伤亡去解决。摸清对手内部关系，利用旧部、旧交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争取一条能走的路，同样可以达到作战目的。
许剑霜的特殊之处，也正在这里。
他没有改变自己当时川军旅长的公开身份，却在决定是否死守德昌的时候作出了选择。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真正影响行程的，不一定都是炮火最猛烈的那一仗。德昌城外那几声没有持续多久的枪响，最终留下的意义，反而是它没有发展成一场更大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