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总是陷入重生产、轻消费的怪圈？
这背后的一大深层根源，在于我国长期以来以增值税为主导的地方税收结构。增值税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要想增加财政收入，就必须源源不断地建园区、招项目、拉产能。当全国各地的工厂产能像雨后春笋般狂飙，远远超过了实际消费承载力时，极端惨烈的内卷式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畸形内卷，就必须改革税收激励机制，把政策重心从单纯扶持生产转回到大力培育消费上来。一个极为关键的破解思路，就是实现生产地与消费地的税收利益共享，不能把税收全盘留给生产端，而要把相当一部分划分给消费端。只有当消费能给地方带来实实在在的财税回报，地方政府才会真正有动力去改善就业环境、提升居民保障、营造舒心的消费氛围，而不是头铁地不停砸钱建厂。
这种税制变革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在引入或扩大消费税的同时，必须等量核减增值税的负担，坚决不给企业和民众增加额外的税负。在如今数字化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精准追踪消费流向并实现跨区域税收分润，在技术层面早已没有任何障碍。如果税收制度的导向不发生变革，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模式就很难彻底改过来，摒弃内卷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正是因为这种重生产、轻消费的惯性，导致我们面临生产端恶性竞争、消费端动力不足的局面。劳动者如果挣不到充裕的薪水，又被剥夺了休息时间，庞大的消费潜能就被白白扼杀。国内市场打不开，企业在本土赚不到合理利润，只能进一步疯狂扑向海外抢夺低价订单；而在海外为了履约，又只能继续压低售价、逼着中国员工加班死扛。这又会诱发海外各国的关税壁垒、反倾销调查和ESG合规围剿，形成了一个害人害己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就明确指出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内需以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要求。从中央层面看，保障劳动者体面劳动、合理增加劳动报酬、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进而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内循环，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石。这不仅是推动经济结构向高质量转型的现实需要，更是改善民生、让亿万普通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